面对不断割裂的阶层，我们只能依照本能趋利避害地生活，情感、身体乃至生命，似乎不过是生存工具。婚姻本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爱情则成为一种永远悬浮在空中的泡泡。

这个时代的很多女人，怀揣梦想，用身体中最柔软的部分去触摸现实。这给男人的情感放纵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男人对猎艳乐此不疲，在呻吟声中缅怀压抑不可寻觅的少年惆怅。当财富被中国特色劫贫济富的分配方式放大，这些肚子隆起、性情亢奋的动物开始告别自己当年珍视的东西，去拥抱这个时代和生存在这个时代的各色女人。游戏男女心里都清楚：种种故事，无涉爱情。

今年听到的第一则情感谣言是：象牙塔里的某些美女教师无论陪吃还是陪玩，都已明码标价，且有中间人在其中收取好处。当然，明码标价的仅仅是见面、吃饭、逛街等，后续故事还要靠机缘，据说此种交易还真有成就婚姻的。

我听说了足够多的“爱情不爱情就看你如何定义”之类的屁话，掩藏不住这个时代的苍白与冷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得不挥别自己的爱情，扎进红灯区安置自己的情感，睡在一个无数人睡过的床上，体会真正的安全。对，我是在讲贾樟柯那部《任逍遥》，斌斌的爱情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爱情被时代借助每个人自己的双手亲自埋葬，无爱、无牵挂的我们最后只能把头埋在小姐大腿上寻求心灵慰藉。因为今天人们相信——只有拥抱庸俗才能真实，只有进入阴道才能进入心灵，甚至，即使进入身体依然进入不了心灵，因为身体根本虚无。

这是个没有爱情的时代。野夫说，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2009年，我一遍遍看野夫写他在革命时期的浪漫故事，一次次让眼睛中充满泪水。当然，我不是影帝，只是一个有些脆弱、有些怯懦的未成功中年人，只能一步步看着那些曾经激励我们的、让我们魂牵梦绕的东西灰飞烟灭，最后成为在一个接一个煞有介事的节日里煞有介事地快乐无边的城市男女中的一员。

我怀念有铁轨的爱情。这种爱情拥有漫长的等待，用别离凸显价值。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依然拥有关于火车站汽笛的痛苦记忆：别离、远行。在地球成为村庄、远方瞬间可及的今天，我们失去了等待的耐性，自然也没有了等待中撕心裂肺的爱情。

转述一段刚读到的与铁路相关的爱情吧。1959年9月26日，青年学生甘粹即将远行，在北京火车站与自己的爱人别离：

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凝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灼烫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仿佛又听到她那悲凉而哀怨的声音。我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我们将面颊贴近，相互紧紧地拥抱着，两人的泪水融合在一起，沾湿了两人的衣襟。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山，你不能走啊！”性格一贯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也流出了两行炽热的泪水。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其实，我的泪水也盈眶夺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车鸣叫了一声，我们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曳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地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 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甘粹《我与林昭的爱情》）

还有，爱情似乎也应该拥有诗歌，也应该拥有书写、羞涩和眷恋。《新京报》2009年做过一个专题，让我们看到30年前的爱情：黄子平的朋友用三句最高指示拼凑起一封情书，作家邓刚对公交漂亮女售票员眷恋不已，还有因为组织文学沙龙被投到死囚牢房中的张郎郎与一位同样“没有将来”的女子孙秀珍之间的童话故事——两个死囚紧靠着，押运他们的汽车穿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

所有这些已经恍若隔世。面对历史我们仅剩下猎奇，当人们确信历史已经终结，山寨通往盛世，关于爱情和爱情的故事自然已经无义。真正的爱情在今天实属偶发事件。人们本来以为告别革命就会迎来爱情，却没有想到告别革命的同时我们已经告别了爱情。德国诗人里尔克说：“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今天，我们悄悄地把这句话换成：“哪有什么爱情可言，挺起来就是一切。”

爱情如同其他困扰我们的东西一样，是这个时代伦理困境的某种结果。当人们没有迎来胜利就匆匆告别革命，当现实中每个人只能依据动物本能进行抉择，当我们开始用欲望去填满自己的责任与承担，我们也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故事：男人女人，各取所需、相互取乐，却又相互仇视抱怨。也是因为这种困境，我们似乎只能在纵欲与禁欲中进行着两难抉择，而两种生活中无论哪一种都在让我们远离爱情。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情感的秘密。我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躺在米克洛斯·哈拉斯特笔下的“天鹅绒”上，温暖、舒适、兴致勃勃。与此同时，时代在我们身体上飞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