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阿凡达》批判了资本主义“强拆”背后的现代性问题，同时它又以虚拟世界的愉悦预示了商业艺术的新未来。

强拆的圈地运动在欧洲本土的资本主义早期及在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殖民主义开发几乎都曾发生过。影片套用了美国侵占印第安人领地的早期西部片的故事模式，也影射了目前的美国大公司制度。片中的整个项目是由一家大型公司投资的，这个项目之大甚至可以使用雇佣军及先进的军事设备，却没有出现政府的影子。这是美国化的体制模式，即一切以资本雇用为特征。

但中国的圈地强拆不仅是资本与黑道雇用打手的模式，实际上还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在以往的西部片中，美国只有在对付印度安人的时期动用了政府力量。欧洲由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同时并进，没有出现政府亲自参与的强拆圈地，只是在海外的殖民地出现了政府与资本的联合体，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八国联军。

现代性主要指两个因素：一是使自然、生命和神性异化的机器工业和技术；二是一个庞大的理性计划及其组织性的科层体系。西方社会在19、20世纪进行了两大现代性批判：19世纪的火车、工厂烟囱、机器工业破坏了人们的神性、风景感和自然本质，20世纪二战发动者法西斯纳粹动用了一个强大的集权体系，提出改造世界的规划。

类似现代性问题已经在中国不同程度地爆发。前者表现为资源消耗和生态污染，后者表现为中国拥有一个权力无限的官僚体系，在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功崛起后，这个中央集权体系正在着手一项更大规模的现代化的体系性改造：成片地推倒旧城，大规模地兴建摩天高楼和高速公路，铺设全球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和地铁网，使用行政手段组合超级公司和大企业，兴办大规模的教育产业和旅游业等。

这个掌控一切的行政官僚体系能否恰当地处置它自身的现代性规划及资源的重组，对于中国的未来非常关键。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重点不仅在于强拆圈地的资本开发进程中的民权和民生问题——如保护社会权利，在民间和行政强权的不对称冲突中民间如何诉求；更在于文化生态和社会幸福的更高层次。人民不仅需要新开发区、快餐文化和流行消费，还需要保持这个社会、自然和精神信仰已经一体化的生态。

《阿凡达》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命题：关于现代性对人的定义，它对社会幸福的伤害，即社会空间的现代化改造，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房地产和资源开发，而是精神记忆、土地和民间自主性的生态维护问题。社会空间是一个精神生态的附着体，如今，中国的一片片老城经常被一夜之间强拆干净，代之以新住宅楼和商业规划区，人们突然找不到记忆中的实景，恍如隔世；原来的邻里关系被拆散，人们被分配到陌生的新社区；原有的商铺的顾客不知道老店去了哪里，原有的商业链及鲜活的街区文化荡然无存。

面对现代性改造，需要重新定义小康社会的理想指标，即人民光有面包、住房和娱乐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社会格局的自主性及其社群脉络，这是《阿凡达》所强调的。中国的现代化及社会进步由一个庞大而开明的官僚体系大规模推进，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实验，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这个掌握巨大权力资源的行政体系的要求应该更高。它不应该像《阿凡达》中的宇宙开发公司那样，在强拆社会生态以及地产环境的同时，把人民的精神寄托和自主能力一块儿连根拔除，人民生活在以此为代价的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种幸福。

《阿凡达》也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模式。它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和反讽，重申了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人的幸福及其社会的自治价值。这种严肃的价值诉求在理论上并不新鲜，但却能通过新媒体技术震撼的虚拟视觉，完美地融入商业电影和大众传播中。中国当代艺术在商业化之后，陷入丧失严肃的价值诉求的困境。但《阿凡达》从这一困境中完美突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