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这个名词，在当今中国经济界非常的混沌，甚至已成了一个天天在使用，却一直没有被定义清楚的概念。其要害之处在于，如何看待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方式。

从改革开放之初起，理论界形成了多派意见，其中之一是“放权派”，主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统统实行放权让利；另外还有“收权派”，主张维持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从现有的资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提出不能把改革与放权简单等同的中国学者。吴敬琏的观点很独特，他认为不应当笼统地把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分权”，而应当区分性质不同的两种分权，即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分权型经济（经济性分权）和保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分权型经济（行政性分权）。所以，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而不是向地方政府分权。

吴敬琏向来强调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也正因此，他被某些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称为“改革派中的保守派”。然而在他看来，有一个问题没有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中央政府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调控，以及政府调控的边界在哪里。他的观点是：中央政府应该秉持间接调控和总量调控，通过信贷和财政的杠杆来发挥作用，而绝对不应当把手伸到微观经济领域。在多个场合，他曾举一例，以说明政府体制改革的落后已影响到了经济改革的深化——

他参加过中央编制委员会和外国机构合作召开的两次论证会，讨论宏观调控机构的设置课题。中方提出的方案认为，应当设置四个宏观调控机构，即中央银行、财政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吴敬琏和外方一些学者则根据常规经济学理论，认为计委和经委不应当被列入宏观调控机构，因为一旦列入，势必形成对企业决策的微观干预。双方相持不下。每次争论到最后，外方代表都会拿出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来念，说你们党中央的决议都已经说清楚了，宏观调控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既然这样，宏观调控机构只能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而不能有其他。

吴敬琏无奈地说：“可是后来宏观调控机构还是按四机构的方案设置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体制、机制不改，机构其实是改不动的。有人说北京目前为了‘跑部钱进’而排队的有四条人龙：计委前面有两条，一条跑国债投资，一条跑西部开发项目；经委前面也有两条，一条跑技术改造贴息贷款，一条跑债转股。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宏观调控机构’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为分钱、分项目忙得不可开交。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讽刺。”

对宏观调控职能的定义偏差，在现实工作中呈现出让人担忧的后果。2004年，主流意见把宏观形势的问题定性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正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在金融危机最动荡的时刻，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拯救经济，连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将一些陷入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化，由此，国内经济界再次出现国家主义思潮强劲回归的迹象。吴敬琏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撰文说：“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宏观调控”这个名词能否真正地归于正位，可以看成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化的一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