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男模特扮演手工匠，低头制作鞋履——路易威登最新的一期平面广告上，高级手工的价值被定义为奢侈的本源。

中国诞生过令西方世界叹为观止的奢侈生活，而如今这里成了奢侈品牌的集体加工地。但偏偏有人愿意在这里用一针一线，重塑被工厂流水线销毁的对手工的尊重。德国人凯瑟琳偏爱中国的香云纱，她的定制女装传达的是作为一名裁缝的艺术态度；美国人伊丽莎白热爱北京带给她无尽的灵感，她的手工女帽展现的是作为一名女帽制造商的幽默感；英国人杨贞则更珍惜上海带给她的机会，她的鞋与包传递出一个鞋匠眼中东西方文化都能认同的价值。

她们是手工匠，也是精美手工与奢侈艺术的制造者、传承者和布道者。她们不是拉格菲尔德或是周仰杰，站在奢侈界的顶端每天接受朝拜，却在游览各地后，最终愿意到中国来培养一批真正懂得同时欣赏东西方手工的客户。《新周刊》特地在京沪寻访这些不同寻常的洋工匠，看看她们的手工生活。

凯瑟琳：真正的设计师都有自己的叙事方法

文/ 胡斐

凯瑟琳·冯·瑞兴伯格(Kathrin von Rechenberg)是不用图纸的服装设计师，她喜欢拿上一块布料，直接就在人形模特身上比划。她的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大圆形吸铁石，上面吸满了缝衣针。她一边聚精会神将料子折叠、放开，一边拿起针直接钉出大致的衣服轮廓。

所有的模特都是凯瑟琳从巴黎带来的，墨绿色的中心支架顶端印有“STOCKMAN”的商标。STOCKMAN(史托克曼)模特商店成立于1847年，此后，西方所有高级定制裁缝都从这里订购模特。STOCKMAN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可以按照顾客的身材制作一模一样的模特，这样顾客就不必一趟一趟往裁缝店跑去试装了。

培养一个合格的手艺人至少要四五年

凯瑟琳2000年来到中国，一门心思就想开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级定制品牌。很快就遇到了难题：那个时候中国人基本不知道高级定制是什么，连找裁缝做衣服都不常见，更别说找从事高级定制的裁缝了。凯瑟琳1992年进入法国巴黎Jacques Fath. Couture House时装工作室学习，两年后又进入法国巴黎高级时装工会学院学习。在欧洲，尤其法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高级定制培训机构，一个服装设计师可以依靠许多专职的手工艺人去完成自己的设计。但在这里，凯瑟琳只能一边设计，一边自己包办大部分的手工活。

由于非常看重自己的设计，凯瑟琳坚持要用自己的打板师、自己的缝纫工来完成自己的想法，不喜欢直接出了设计图样之后外包，她离不开手工业者，既然不好找，就自己培养。基本上一个员工在跟了她四五年以后，才能够完全领会她想要的定制是怎么个操作法，包括一些复杂的皮质滚边、双面羊绒的剪裁方法等等。现在工龄最长的一个员工已经跟了她8年。凯瑟琳工作室也有了7名固定员工。

在凯瑟琳的工作室订做衣服，一件礼服从客户下订单到完成，至少要有3个星期时间，中间试装3次，当然前提是面料有现成的；套装则在两周左右，试装两次。如果一些客户身材特殊，那么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处理细节。

像大部分设计师一样，凯瑟琳每年春秋两季会推出新的款式，目前她的固定主顾有200人左右，大部分是附近使馆的外国人，中国客户则还在逐步增加中。她表示外国客户到她这儿来就是买这个品牌和设计，中国客户则更重视服务；外国客户对自己的身体很了解，知道自己想要或者适合什么，而且他们对质量尤为挑剔，特别看重面料和手工，中国的客户对自己的身体和品位普遍不是很有自信，更需要设计师给出全面的指导性意见，告诉他们“你穿这样会好看”。

而目前比较困惑她的问题是，中国客户心目中对“裁缝”的理解根深蒂固，常有人拿着杂志上的样子来让她依样画葫芦，她只能费劲解释只做自己的设计：“中国人现在还会对定制有误解。巴黎是高级定制的中心，我在那里差不多10年的时间，在好几个顶级设计师工作室的工作，对我的眼界、头脑、动手能力都有极高的锻炼。同时，法国教会我的是，设计师必须有表达自己的冲动，个人品牌设计师则必须要延续自己的风格，每一个真正的设计师都必须有自己的叙事方法。”

面料控的故事

凯瑟琳的父亲是一名雕塑家，妹妹是管风琴演奏家，从小她就对艺术十分敏感，她记得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老是去摸同学的衣服，感受不同的面料，为此同学觉得她很奇怪。她天生对布艺及原材料有特殊的热爱，除了衣服以外，最感兴趣的是帽子，以及一切与纸有关的手工作品，最后觉得后两样兴趣都不能当饭吃，才又专注于衣服制作。

在台湾的时候，她接触到广东地区生产的香云纱，即用茶叶漂过的丝绸，有特殊的质感和颜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把香云纱当成了工作室的招牌。为了寻找令她满意的面料，凯瑟琳还跑过苏州、杭州、上海、广州、河南，她在河南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非常好的榨蚕丝布料（即野生蚕产出的丝），激动坏了。“这种面料我小的时候见过，姥姥和奶奶辈的衬衫都是用这种丝绸做的。上世纪30年代，德国人开始去意大利等欧洲南部国家度假，就非常流行穿榨蚕丝的轻薄料子衣服，欧洲人把这种料子叫做‘湖南丝’。当我在河南找到这种一模一样的丝绸的时候，才发现可能是欧洲人把拼音搞错了。但是后来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都买不到这个料子，不管是德国还是法国，现在在中国重新找到了，我非常高兴，希望河南那个小工厂不要关门。”

凯瑟琳回忆10年前刚来北京的时候，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加工得很好的面料，织得很密，包括加工的成色、光泽度都很好，尤其是丝绸类的面料。在潘家园还能淘到解放前的手工香云纱服装，但这些都是15或者20年前的存货，过了2005年就越来越少，现在基本已经找不到了。大部分做面料的小工厂都被大工厂吞并，不再生产非常手工化的东西；而大工厂都是接一些国外品牌的订单，批量生产，面料多元化的面貌不复存在。2009年的秋季系列，她想找一种2到3毫米厚的小山羊皮，国内工厂基本都不生产，无奈之下她只好回欧洲进货。“原材料，尤其丝绸和羊绒，大部分都是中国产的，而且作为原产地来说质量都很不错。但是更高层次的加工，从染色到成品都必须在国外完成。”凯瑟琳说，这是目前中国成衣制造的困境。

幸运的是，虽然中国起步晚，但是市场容量和扩张速度都很快，高级定制在欧洲反而不景气。“快速时尚让很多人对质量、手工的追求，对衣服的品位都有所下降。一件好衣服真正内在的追求是什么？很多人都淡忘了，这很不好。做高级定制的人很多不是为了钱，如果要赚钱直接让品牌出香水，资金回笼就很快，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这样的大师，基本用的是一种艺术态度，倾家荡产想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伊丽莎白：只有手才能缝出好帽子

文/ 胡斐

伊丽莎白·考奇(Elisabeth Koch)坐在不大的工作室里，几乎每十分钟就要换一顶帽子戴上，有端庄的、俏皮的、前卫的……有些是给客人做的，有些纯是为了好玩，给自己做的。前不久她刚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帽子秀。“快看！”她兴奋地指着电脑上的录像说，“埃菲尔铁塔要登场了！”

伊丽莎白出生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父母来自荷兰。至今为止她已经在柏林、卢森堡、孟买、伦敦、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海牙居住过。所有这些城市的生活经历都成了她制作帽子的灵感，一会儿是蜘蛛，一会儿是积木搭成的蝎子，甚至还把摩托车架在头上，为的是配一件印有摩托车图案的连衣裙。

圣诞节一直到元旦假期期间，伊莉莎白都待在美国，寻找制作帽子的材料。刚来北京的时候，她为客人定制的第一顶帽子是红色的，纱质遮阳帽。但是在中国人生地不熟，也不会讲汉语，不知道哪里有卖做帽子的材料，结果只能在材料紧缺的情况下拼凑出来。“别再提它了”，对于自己早期失败的作品，平日开朗的伊丽莎白依旧耿耿于怀。现在她的大部分材料依旧要从美国及欧洲订购，她惯用的帽纱就是从荷兰找来的。“这种纱的原产地在菲律宾，然后被运往荷兰做后期加工，之后再被送到我手里做成成品。”

除了自己做的帽子，工作室里还展示了几十顶藏品，都是她从各处搜罗来的老式帽子。这些是她的宝贝，每搬一座城市都要小心翼翼地打包装箱，一点都不能损坏。“它们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主流装饰品，但近年有回归的趋势，怎么说呢，就像星球大战的《绝地大反击》。我从小就热爱帽子，它们可以用来搭配任何服装，并且可以使整个人的面貌焕然一新。”

的确，在伊丽莎白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没有和同龄孩子一样玩“大家来喝下午茶”的扮家家游戏，而是痴迷于缝纫、绘画、制作模型及各种各样的创作。后来她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英国著名的帽饰学校Wombourne。当代女帽设计于上世纪80年代在伦敦重新兴起，以斯蒂文·琼斯和菲利普·崔希为代表的女帽设计师参考高级成衣的推广，每年推出两季新款， 迪奥的设计师约翰·加利阿诺和斯蒂文·琼斯合作了十余年。他曾幽默地说：“从整体来看，不戴帽子对于人们的着装，就如沏泡下午茶的茶壶没有壶盖。”

可惜的是，中国人似乎不在乎茶壶上到底有没有壶盖，伊丽莎白的大部分客户依旧是生活在中国的老外。他们需要礼帽参加婚礼、马赛、派对，或者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不过自从2007年，“帽子女王”伊莎贝拉·布娄去世后，国内高端时尚杂志掀起过一阵子前卫帽子风，伊丽莎白的帽子被借去拍了不少时装片。可是，2009年香奈儿巴黎—上海高级定制秀上，某中国名媛仍旧因为戴了一顶过于夸张的帽子引起了不少嘲讽。

“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件艺术品，从不重复。我只为自己和客户量身订制。”所以伊丽莎白还不太担心受众和商业问题，据说一位天津的女士，已经在她那里定做了33顶帽子。手工毡帽起价1500元人民币，西纳梅麻布礼帽起价则为2200元，根据帽子上使用的缎带、花朵或者羽毛装饰，价格有所波动。相比很多奢侈品牌，伊丽莎白的价格不算太高，因此很多人愿意来订做独一无二的。“通常制作一顶帽子需要3天的时间，当然啦，有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它干。如果是手工毡帽，则比西纳梅麻布礼帽需要更长的晾干时间。除了这两种材料的帽子，其他基本不需要晾干。不过，如果是工艺特别复杂的帽子，制作时间当然更长，因为所有帽子都是我一个人一双手缝出来的。”

一顶工艺好的帽子，是不能在外观上出现任何缝制针脚的，并且不能使用任何胶水，更别说胶水枪了。“这就是之所以我坚持用手工缝帽子的原因，因为只有双手可以做到这一点。”

伊丽莎白觉得，她不能仅仅算作是一个“手艺人”，也不算是单纯的设计师，有个专门的名词可以定义她现在的职业——“milliner（女帽制造商）”。

杨贞：要送鞋履出镜

文/ 陈非

杨贞(Alison Mary Ching Yeung)在上海武康路的店铺十分小：一张办公桌、一张沙发、一面落地镜、一个展示最新系列的小圆桌和由紫色鞋盒叠起来的一堵“墙”之外，只要有一两个客人，转身就成了困难的事。

中英混血的杨贞染着一头紫发，见到记者的时候，腿上穿了一双紫色长靴。她把自己姓名中间的两个词拿出来拼成了现在的品牌名字Mary Ching(玛丽·贞)，品牌的颜色自然是自己最喜欢的紫色——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文化中都十分尊贵的一种颜色。杨贞把偏暖的“Mary Ching紫”涂在鞋身，涂在鞋底，涂在鞋盒上，性感又不失俏皮。如果说，设计师品牌往往带有设计师本人的强烈属性，那么杨贞的一句话就道尽了她的Mary Ching的属性：“享受香水，要配上一个女人；享受钢琴，要配上乐师和歌手；享受鞋子，要配上舞姿。”

刚坐下，杨贞拿起展示台上的一双最新款高跟鞋要记者试穿——这鞋当然也是紫色的，丝绒质地，高高的防水台像紫禁城里宫女的花盆底，正符合了整个系列“禁宫珍宝(Forbidden Treasure)”的名字。穿上，转身，面对镜子，鞋跟与这奇怪的鞋底却形成曼妙的弧线。“上周在北京我刚刚送了碧昂丝一双一模一样的，”坐在一边矮凳上的杨贞身体微微向后仰去，得意地眯起眼睛说，“她十分喜欢。”

杨贞的父亲是中国人，在联合国工作了30年。自从杨贞在澳大利亚出生后，就跟着父母辗转世界各地，因而从小性格就有点像小男生，而也许也因此，她的父亲从未想过女儿会进入时尚圈。“他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个靠谱的行当。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协议：我取得商业学位，他就支持我从事时尚业。但当时他十分确信我不到三年就会打退堂鼓。”父亲的坚持让杨贞拿到了中央圣马丁学院的设计学位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商学学位，成为了一名难得有商学背景的设计师。

她精通品牌需要出镜率的道理：把鞋直接送到明星手里，难保不会有一个穿着上了街拍。于是，她把第一对名人鞋送给了埃尔顿·约翰。“一般都是朋友的朋友的介绍，还有经纪人。你需要的就是认识对的人，在对的地方，见到他们。”到如今，帕丽斯·希尔顿，卡梅隆·迪亚兹等都已赫然列在她的VIP名单上。

采访尽管安排在上午，短短半小时内，杨贞的访客不断。投资商上门谈合作、收购，工作人员则在办公桌边不时跟她快速沟通最新进展。杨贞每天的工作更像是一个品牌运营官，这也许跟她的第一份工作有关，那是在伦敦的一家股权投资公司，专门投资时尚品牌。“我因而得以了解时尚中属于商业的那一面，懂得如何自己去经营一个品牌。”而这也驱使她来到上海，因为这里没有人真正做高端鞋，“人们甚至会认为(斯黛拉·露娜(Stella Luna)这样的品牌就是很好的鞋子了。”现在Mary Ching的粉丝以住在上海的国外人士居多，还有不少是有国外生活背景的中国人。杨贞说他们是真正见识过高级定制水准的鞋的，而她的目标就是让Mary Ching成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奢侈鞋品牌，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产品都只追求量和便宜的印象。她不惜从意大利进口最好的材料，再找本地的生产商来加工，小批量生产，严格把关，使得单鞋价格维持在3000元不到，比商场里差不多价格却挤脚的“高端鞋”舒服，比迪奥、菲拉格慕这样的常见奢侈品牌则便宜至少一半。

杨贞说Mary Ching是只可能在上海的，因为这里正如她的Logo上夹在Mary和Ching之间的繁体“貞”字，是别致的东方与西方的混搭。“毛loafer(毛式懒人鞋)”是一双类似Chloe鱿鱼鞋的平口鞋，鞋头却有一个装着一毛钱硬币的小口袋，露出硬币的头像面。这源自英国民间的说法——“看到一便士捡起来，一天就会拥有好运气”。“我在英国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英国人。”中西各一半的血统让杨贞“把西方的文化和历史用一些东方的手法表现出来”。混搭东西观念，而不是单纯的符号，展现出设计师本人的幽默感，那才真正算得上是合格的fusion(混搭)。“这就是Mary Ching，有自己的幽默，也有点俏皮的感觉。”

杨贞通常早上九点半就开始工作，即便现在已经很少做设计本身，还是往往忙到半夜。她告诉设计师设计的大致要点，剪下多本时尚杂志对品牌的报道，还时不时在电话里跟供应商还价。“我不介意把品牌卖给他人”，她享受的是同时作为一个高级手工艺人和一个商人的乐趣。卡拉?布吕尼亲自写信来称她设计的鞋“十分美丽”和在香港中环开出一个专柜，带给她的快乐一样多。

尽管只会说点头普通話，杨贞在上海收获了在伦敦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得到的名声。“如果要开发布会，我还是会考虑去伦敦时装周”，不知道是上海血统与生俱来的精明头脑，还是商学背景的后天补充，杨贞总是知道作为一个时尚设计师最有效率的成功路线。她脱下腿上的长靴，躺到沙发上给摄影师拍照，揉乱头发侧过脸，一颦一笑都是最Mary Ching式的性感与俏皮。“因为这双靴子不是Mary Ching的，”她随手换上给碧昂丝的那双紫色高跟鞋，“我也穿其他牌子的鞋，Mary Ching的鞋更适合在晚上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