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y） 是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社会不仅仅是个体成员的产物，也是群体构成的产物。个人与群体的集合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人的集合关系，以及群体间的集合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

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总需依赖群体的努力；甚至在农业发明之前，狩猎和采集就必须经由协调工作和劳动分工才有可能。从我们有关群体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富有社交的才能；就像爱斯基摩人用17个神秘的词来描述雪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使用极为多彩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交往。我们能够细微地辨别出一家公司与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小集团和一家俱乐部，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秘密会社。我们的社会本性甚至在我们表示否定时也会出现。一种可以施行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是把囚犯单独监禁；即便是在监狱这样一个严酷和稀薄的社会环境中，把人完全同他人隔离开来也是一个更加严酷的举措。

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原始意味，从灵长类动物中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来看，它们和我们一样是社会性的。然而人类较其所有的灵长类近亲走得更远：我们的群体更大，更复杂，更有序，存在的时间更长，更关键的是，这些群体超出了家庭纽带，囊括了朋友、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陌生人等类别。我们的社会能力也伴随着个体的高智商。

正是这种个人才智和社会本能的结合才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无可争议的冠军，特别是在集体的灵活性上。我们无处不在协调行动，从组织生日派对这样的简单工作，到经营一个有着上千名甚至上百万成员的组织。这种技能使得群体能够处理更大、更复杂、更分散化、周期更长的任务，而它们是单个人无法独自应付的。建造一架大飞机或是一座大教堂，演奏一次交响乐或是施行一次心脏病手术，养一群牲口或是把一座城堡夷为平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把多项任务在多个人之间予以分配、分工和协调，时间长达几年、几十年，有时要跨越多个大陆。

许多我们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不止一个人。在描绘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米开朗琪罗用助手帮他完成一部分内容。托马斯·爱迪生以他个人的名义申请了上千个专利，但却有一帮手下帮他打理工作。甚至就连写书这种出了名的孤独事业都需要编辑、出版商和设计师的参与。群体活动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中心性意味着，任何群体作用方式的改变都会对举凡商业、政治、媒介和宗教等诸多领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当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也就改变了社会。社会用以创造和维持自身的工具对人类的核心意义就仿佛蜂房对蜜蜂生活的意义。虽然蜂房不是任何单只蜜蜂的一部分，但它是蜜蜂群体的一部分，既被居于其中的蜜蜂的生活所形塑，也在形塑着这种生活。蜂房是一种社会性装置，一种有关蜜蜂的信息技术，它提供了沟通和合作的平台，蜂群的生存因之成为可能。单只的蜜蜂如果离开蜂群，或是离开它们共享的、共同创造的环境，根本无法被理解。人类网络也是如此。蜜蜂造就蜂房，我们造就手机。

十分明显的是，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今天的网民能够用此前专属于专业人士的能力武装自己：尽管不是记者，他用自己的网站报告故事；虽非侦探，他能够通过人肉搜索找到各种信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的专业阶层转移出来的这些能力到了公众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获取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的自由和随时随地的参与，已经从不可能之举变为轻易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