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武汉方言，让何女士在清明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就吃到一张50块的罚单，因为她的公司禁止上班时间讲方言。

找度娘会发现，武汉可能是与本地方言最有仇的城市，2009年有新闻称，武汉一家民营企业颁布“禁令”：“讲一句武汉话，罚款10元。”2012年青山政务服务中心一名员工因为上班说武汉话被罚了200元。

方言到底惹了谁？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颇具争议的话题，从武汉到广州，从上海到福州，方言与普通话的恩怨情仇从未停息。

普通话今天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经济活跃而人们需要共同语。

公元前220年前后，大秦王朝统一全国，秦军一直打到岭南，黄河流域的正音被戈矛带入了百越地区。此后两千多年，华夏民族与南方民族的语言叠加、混合，一种保留了宋朝《广韵》发音的语言逐渐成为了今天两广地区流行的粤语。

粤语是中国土地上最强势的方言之一，如果往前数60年，广州大街小巷很难听到北音，但从1956年开始，普通话随着《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涌入全国各地，包括粤语在内的各地方言与普通话开始了60年的恩怨情仇。

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通话推广更多依靠政府引导，效果并不明显，那时主要推广范围仍然是政府可控的人群，如军队、政府机关、新闻媒体、交通部门等。而在老百姓圈子，大家该说啥还说啥，当时单位里鲜有的几个外地人也会在数年内被同化出一口方言。

作为一名“老广州”，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方言》主编麦耘回忆：“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会说普通话的并不多。” 有句俗语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就是形容广东人说普通话有多别扭难听。

但随着经济活跃，做买卖、外出打工等流动人员增多，大量外地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普通话在全国井喷式地发展普及。

上世纪中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只有53.06%，2014年，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张浩明透露，普通话普及率已经激增到73%。

粤语文化学者饶原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是推广普通话的黄金时代：“广州随着大量外来人口到来，1400万人口中，本地人只有不到700万人，外地人已经比本地人多了，即使本地人，为了生活方便也得说普通话。”

外地人增多，需要共同语言平台，当外地人的数量达到甚至超过本地人口，语言环境的逆转就发生了。

根据《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况最新调查报告》，上海只有六成中小学生会说上海话。而福建省民盟的调查显示，福州市日常使用方言的中小学生只有23%。

饶原生对强势语言挤占方言生存空间表示了一定的担心：“广州已经出现了许多语言特区，一些小区外地人占大多数，如逸景翠园，已经是普通话为主要交流语言。”他曾在这些“语言特区”生活，由于找不到归属感甚至因此搬家。

而在另一个重要方言区上海，对方言的捍卫声音却更加强大，一项关于沪语进校园的调查显示，六成赞成者中甚至有三成是外地人。

一个人说普通话还是方言，不应该上升到人格问题。

“做人要做规范人，说话要说普通话”，盛力世家副总裁、原周立波经纪人周谊作为一个老上海人，对这样的标语十分困惑：“说普通话和说上海话怎么会上升到人格的问题上了？”

与此类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等标语都有同种指向。

在推广普通话方面，除了一些地方的禁令罚款，最突出就是各地广播、电视台的语言选择。广电总局曾多次下发通知：2004年10月要求一律不得播出方言译制片；2005年要求电视主持人一律讲普通话，重申电视剧不得使用方言。到了2010年，有广州市政协委员提议广州本地电视节禁播方言新闻，在社会引发了一定争议。上海电视节目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另外校园也是两者交战的重要战场，上海和广州的部分小学都出现过禁止学生用方言进行日常交流的事件。

麦耘对这些争执感到莫名其妙：“任何语言的强制手段都不恰当，根子上是不了解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双方都认为两者是对立关系，这是不对的。汉语是一个整体，包括了所有方言和普通话。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地位是平等的。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共同语，也有多样的方言，这是普遍现象。”

各地方言学者对于普通话“狼来了”的担心从未减少过。饶原生说：“如果广州有类似的（中小学生方言使用）调查，说粤语的中小学生数量不会乐观，背景大前提是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人口比例急速变化，外来人口的儿女不说粤语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本地人在与外地人的交往过程只能用共同语，甚至一个家庭里因为父母某方是外地人，孩子丧失了方言能力。

对于狼是否真的来了也有反对声音，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琨认为：“‘粤语保卫战’，实在有无病呻吟之嫌。粤语可以说是中国最强势的方言之一。不仅因为使用区的经济实力雄厚，而且还是港澳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

麦耘也持相同观点：“粤语不会萎缩，因为有香港作为后盾。”而且他提出了一个语言学角度的观点，强势语言必然会挤占弱势语言空间。

麦耘介绍说：“小方言消失是历史趋势，这与物种消亡是一样的，无法阻止，三代之后一种方言就会消失。”他拿自身研究举例，一些乡下的小方言就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面临消失的危险。

纯民间力量很难保卫方言环境，需要政府扶持引导。

对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几乎所有学者看法都相同，以麦耘为代表提出了两者平衡论，认为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引导，让两者共生并存。

麦耘说：“一个民族需要有文化，文化需要多样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两者需要找到平衡点。”

麦耘认为政府不应该只单方面引导，而应双管齐下：“不能单方面提倡大家说普通话，政府应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提倡讲方言。若干年前我去过梅州，梅州的中小学就有一门乡土文化课，讲客家文化和方言，特地为保留客家文化而设。”

饶原生正在为粤语进校园做积极探索：“目前中小学中也有许多外地老师，他们也有部分不懂广州话，师资已经如此了，但并不代表所有小学都是这样，比如我要去上粤语文化课的五羊小学，校长是外地人，但他很尊重粤语文化，主动邀请我去上课。”

而上海已经把沪语进校园落实到政策，今年年初上海教育部门公布，将全面启动上海话教育体验试点，今年先行试点20所幼儿园。根据国家规定，上课时间必须使用普通话，因此这些幼儿园将尝试在课间游戏时间推荐使用上海话进行交流。

采访结束后，饶原生准备前往五羊小学上课，他补充道：“方言环境，纯民间力量很难做到，一定需要政府投入、政策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