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对冤家从春秋时代就经常吵架，划分出雅和俗之间的“三八线”。士大夫代表雅文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这些士人将统辖推向合理的进展，同时也是一切智识的代表，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而非士大夫的俗文化被排斥在边缘。1903年，学者夏曾佑将这两种对立阶层概括为“一则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

尽管拥有广大民间基础，但俗文化在正统文学中显然长期落下风，直到“五四运动”才开始正名。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被赋予了救亡、启蒙的命题，迫切需要一种新文化话语权提供合法支持，于是现代知识分子重新调整雅俗结构。

1917年，胡适通过《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要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而“白话即是俗话”。

为了形象说明，他还做了一首“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响应新文化运动号召，作为文学先锋的诗人们开始了白话文写作，一些人为了表明与传统文言彻底决裂，使用激进的形式写白话诗，除了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在这方面更为典型。甚至风雅的徐志摩也“入乡随俗”，在《志摩的诗》里，那部分用大白话写就、表达对下层人民苦难生活同情的作品，情感起伏跌宕，却失去了他最本色的雅诗歌中那种宁静优美、淡淡哀愁的动人力量。

为俗正名并无不可，但将雅放在新文化的对立面、完全当旧文化去打碎则矫枉过正。陈平原在《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指出：“文学一如自然，必须保持生态平衡，没必要弄得有我没你，非此即彼。”

雅和俗其实可以并行不悖，也能够相互融合。比如白话文写作的佼佼者张恨水、张爱玲就做到了雅俗共赏，很难说他们的作品到底是高雅的通俗小说，还是通俗的高雅小说。而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雅和俗也会置换，比如四大名著在当时是通俗小说，但在后世成为文学经典。

“读者需要多种养分，需要多种体验，也需要多种文学作品。保守自家立场，而又能以通达的眼光来看待另一种文学趣味，这才是真正的高手。”陈平原说。

如今的雅俗之争，雅还在精英文化的内涵，俗却有了网络时代新的外延。今年年初在上海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会议上，委员张怀琼批评“屌丝、逼格”等流行词是“粗俗猥琐的下流语言”。

两年前，冯小刚也曾炮轰“屌丝”称呼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封新城对此点评：“屌丝的流行其实是境况的自嘲而非对他者的蔑称。”

自嘲怎么说都是一种美德，哪怕表达形式粗俗了些。但当语言文字成为人身攻击的工具，不管用语是俗的、雅的，都是恶意满满。

微信公众号“世相”评论“绿茶婊”等称呼：“婊”这个词带着污蔑感，它的流行降低了人们对肮脏意象的警惕……显然，并没有多少人也可以用“婊”来称呼自己。

“世相”引用了自己对罗永浩的一段采访，罗永浩说：“我见过很多好朋友，并不是无趣的人，但是他一生跟男的女的在一块儿从来不会开流里流气的玩笑……我即使没读过书，没有教养，整天说脏话，也想象不了我这一生的任何阶段去笑话一个女人平胸，或者是笑话一个作家个子矮。”

“北京有种说法叫‘瘸逼乐’，就是腿脚不方便的这些人……我听了会非常不舒服。”罗永浩这样说，有网友骂他太事儿，连“瘸逼乐”都不让说。但是他坚持：“对一个读过书的人来讲当然不能说了，怎么能讲这个话呢？”

这不应该只是读书人才有的操守。雅文化应自谦，俗文化当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