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因为推行了普通话（台湾地区称为“国语”），人们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进行交流，方言对大众交流的影响正在弱化。

在今天看来，方言要么是晚会小品中逗趣的工具，要么是承载各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古代，我国的疆域之内有着多种民族语言，而汉语更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真是南腔北调，鸡同鸭讲。

古代方言的地区差异之大甚至超过今日，因为交通不便，即使邻村也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导致了古代缺少普适面广泛的共同语。

那么在古代，当来自四川的苏东坡、来自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聚集在“宋朝政治局”时，他们用何种语言交流？

当满洲人的皇帝坐在太和殿的宝座时，他们又是怎样听取汉人大臣汇报工作的？

交流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古代也有普通话。

据《诗·汉江》“汉江浮浮，武夫滔滔”和《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的记载，“汉”本是条河流，其上游是漾水，其下游为沧浪之水。

随后，“汉”演变为地名，战国时楚国有汉中，被秦攻占置为汉中郡。秦灭亡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一点也不客气，索性灭了项羽，自己独霸江山，建立了汉朝，此时的“汉”为一朝代。在历史的进程中，汉又多了一种身份，即可指代民族，汉语一般是指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分支，我国地域广大，因此方言较为驳杂，各地语音也形形色色，自古已然。

《世说新语》记载，东晋佛学家支道林去吴地会见书法家王徽之，别人问他王氏兄弟怎么样，他犀利地回答，“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支道林不愧是吐槽高手，“鸟语”一词就是出自这里，他说的是当时的吴地方言。

这里的“鸟语”可并无半点白居易笔下“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的诗情，也绝非含有“鸟语花香”的画意，而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化外之民深深的鄙视。

交流是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的，如果没有共同语在中间作为桥梁，那么一个操着南腔的人和一个甩着北调的人交谈就如鸡同鸭讲，现在的普通话就是一种共同语。

共同语在古代称之为“雅言”、“通语”，“雅”训为“正”，“雅”和“夏”两字古音相通，雅言就是夏言，西周王都一带是夏地，王都之音被认为是正音，所以夏地的语言就成了当时的通用语。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鲁国的孔子给门生传授《诗》、《书》等儒家经典时即用“雅言”。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孔子的弟子三千，如果孔夫子操着一口山东话，那估计很多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学生都听不懂他讲课，即使孔圣人的讲义再精辟，对学生来说也如天书一般。

“官话”这个称谓，一直到明代才出现。顾名思义，“官话”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是一种共同语。自从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一统天下，朝廷内执事官员的地域情况就比秦以前诸侯国时更为复杂，东西南北各地都有，若各地官员都使用自己的方言议论朝政大事，那势必无法沟通，国家将衰亡于旦夕之间。

每个朝代都有共同语作为鹊桥沟通各方言区的人，而共同语的基础语音一般以王都所在地的语音为准，近水楼台先得月，人情事理使然。

北宋前期，寇准和丁谓在政事堂上，闲来无事就谈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言“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不同意，认为“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

读书人的读音属于文言，平常百姓哪里会那么多咬文嚼字的表达，所以就实际语音而言，北宋的共同语当以久为帝都的汴（开封）洛音为正音。

寇准的家乡在陕西渭南，其是标准的西北汉子，言语粗犷奔放，而丁谓虽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就迁居苏州，操一嘴吴侬软语，共事一朝的两人交流当以汴洛音为桥梁，否则北宋朝廷乱得很，哪能等到160多年后才灭亡。

汴洛音是怎样的一个语音系统呢？此事不易考察，然可从曾慥（zào）《高斋漫录》一逸闻中稍得见识：

苏东坡曾经对钱穆父谦虚地说：“我们平时往来呀，根据家中财力行事就行了，聚餐时不必太铺张。”

钱穆父想，贵的请不起，不太铺张那是极易做到的。于是一天，钱穆父写信邀请苏东坡来家里吃“皛（xiǎo）饭”，苏东坡兴致勃勃地应约，一看桌上只有饭一盂、萝卜一碟、白盐一盏，立刻明白了，所谓的“皛”即为三白。

过几天，苏东坡回请钱穆父，约其食“毳（cuì）饭”，穆父如约而至，等得饥肠辘辘都没有看见食物，质问东坡，东坡回答说：“萝卜毛也，汤毛也，饭毛也。”

北宋时，东京汴梁一带方言“毛”音“模”，而“无”也音“模”。在拆字游戏中，苏轼拆“毳”为三“毛”，即为三“无”，所以等待穆父的只是空空的饭桌。如此，东坡巧妙地借助方言语音相同“报复”了钱穆父当初拆“皛”为三“白”戏弄他的仇。穆父只得叹曰：“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共同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明朝最初定都南京，明成祖北迁时，不仅带走了江淮地区的军队，还迁徙了南京地区十万多的居民。这一巨大人口数量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北京方言，使得江淮方言和北京方言相融合，成为明朝的官话。此时的方言融合，为后来的北京话提升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基础音起了奠基作用。

皇帝与臣下奏对也需要翻译官。

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据说清朝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鱼苗的一种）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相对：“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道：“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都以同音之词相对，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官话最初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民间的平民百姓并没有说官话的必要。

“雍正六年（1782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

已经具有高度汉文化水平的满族皇帝雍正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颁布政令，设立“正音书院”，任聘“正音教职”，教授官话，于是官话开始有了朝民间普及的趋势。

然而这场运动效果不是很显著，清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为了沟通方便，不得不打破历来关于“室内除了军机大臣以外不得有闲杂人等”的规矩，允许从领侍卫内大臣中挑选一人随同朝见，以充当翻译。

在许多人眼里，翻译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职业，其对智力和能力等条件有着严格的考验。若恰好碰到一个翻译官性别非男，且外貌气质出众，身居政要旁边，那无疑是要刷新这个看脸世界的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首席女翻译官张璐引起全民热捧，她的身世、教育背景等信息也被纷纷解密，她先后担任温家宝总理、李克强总理的随身翻译，灵活的应变能力，对于翻译“信、达、雅”的追求，让众生感叹“聪明的女人是值得仰望的”。

我们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56个民族，发现了约80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语言，现在回族、满族一般使用汉语，而其他少数民族大部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如壮族说壮语，布依族说布依语，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如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

不同语言的人要想相互了解，那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群——翻译官存在。我国古代，口译人员的称呼有很多种，“舌人”就是其中之一，韦昭在《三国》中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清赵翼《同北野潄田观西洋乐器诗》曰“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因此“舌人”形象地指代了口语翻译官，那是靠“舌吐莲花”来谋生的口活之人。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象”、“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设置“通事舌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唐朝柳宗元在《柳州峒氓》诗中就刷过翻译官的存在感：“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ruò）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jì)，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这个蛮夷之地，一待就是四年，相当于一届奥运会的周期。“氓”就是草野之民，有点类似于如今的骂别人没文化，而“峒”是旧时对贵州广西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泛称，把这几个词语组合起来，“柳州峒氓”就是指居住在柳州山区的少数民族。

从小在长安长大的柳宗元深谙汉语，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几无造诣，当其不幸被下放到柳州这个通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荒野之地时，无奈公庭政事处理都需要借助翻译官。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蒙古族是在马背上拿下天下的，这个民族崇尚武力，建国后又极力推行自己的语言——蒙古语，将其定为国语，又创制了文字——八思巴文，因此元朝的统治者整体上的汉文化水平不高。

然而统治偌大一个江山，不懂汉文化又行不通，所以元朝大臣需要给皇帝讲解汉文典籍，讲解时往往用当时口语逐词逐句翻译，这些记录还保存在他们的文集里，如许衡讲解《大学》中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时，说“如臭秽之物，人见便嫌，是真个嫌；好的颜色，人见便爱，是真个爱”。这翻译貌似也不怎么雅达。

随着清朝的国门被外国殖民者打开，西方列强纷纷涌入这个曾经沉浸在天朝地大物博幻想中的国度。为了交流的需要，也为了了解西方，拯救危亡中的大清王朝，朝廷开始设立翻译学馆和翻译机构，培养人才学习各种外国语言，充当翻译。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先后设立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

现在，翻译不仅有国家行为的，还有民间行为的，翻译官更是各色人马都有，在语言无法沟通的场合，总能惊喜地发现翻译官的存在，如同穿越层层顾虑后，豁然叹一句 “原来你也在这里……”，心中一切的尘埃此时都可以落地，语言不再是障碍。

多才多艺、出生入死，还得有特种兵的身手

古代翻译官的N项特长

关于翻译官最早的记述出现在周朝，那时的“译”专职从事北方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礼记·王制》如是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其中寄、象、狄鞮干的也是翻译的工作。

与今天相比，那时的翻译官更像懂方言的信使，负责将大王的话传达给周边藩国。如果“万国来朝”，自然也负有教授礼仪和给大王翻译的职责。

在古代当个翻译可不容易，不但要会多种方言，甚至还要出生入死，当然一些多才多艺的翻译官还能平步青云，比如和珅。

乾隆第一宠臣和珅就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翻译官。

在古代，精通多种语言的翻译人才同样是凤毛麟角。在《后汉书·南蛮传》中有这么一段：“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平和，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稚。”“三象重译”就是连翻三种语言。越裳大概是今天的越南地区。

可以这样理解：为了向宗主国国君进贡白稚，越南使者的语言经历了越南话到广东话、湖南话、湖北话再到周文王能够听懂的陕西话的传递过程。这只白稚随后被贡于文王之庙，周公也一时兴起鼓一曲《越裳操》流传千年尚是后话。但转了几手的朝贡马屁被翻成啥样就不得而知了。

外邦来上贡，皇帝自然高兴，翻译的角色因为能上达天听，有时还能得到皇帝宠爱，家喻户晓的满清大贪官和珅就是这么一位不可多得的语言天才。

和珅自小聪颖，10岁左右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博学强记，精通汉、满、蒙、藏四门语言，满朝文武，也仅此一人。野史总说和珅是因为貌美，酷似乾隆死去的妃子成为朝中“第一宠臣”。事实上，八面玲珑的和珅也的确有出众才华，为大清朝廷干过几桩漂亮的事。

由于具备独特的语言优势，和珅常常用多种文字帮助乾隆拟定诏书、翻译少数民族地区呈朝廷的奏文。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之后还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琉球（冲绳）和南掌（老挝）等国的使者，毕竟“陈宫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马戛尔尼带领英国使团一行共八百多人，携带英王乔治三世致中国皇帝的信件和丰盛的礼品访问中国，期望与大清建立正常邦交，进一步扩张对华贸易。

和珅作为大清方面接待的主要负责人，忠实贯彻乾隆“不可意存玩忽，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的指示，与洋人百般周旋。

双方在觐见礼节上爆发冲突，英使团坚持以谒见英王陛下的单膝下跪代替“三跪九叩”，双方争持不下之际，还是和珅说服乾隆免了英国使团“三拜九叩”，当然，洋人想亲吻御手的礼节也万万不可。可见，和珅不仅懂得英文，对于西方礼节也略知一二。

有时翻译官还需要武艺高强，能达到特种兵的水平最好。

虽说伴君如伴虎，但和高居庙堂之上的官方翻译相比，随从外交使节到遥远异乡的翻译官大多由民间招募而来，工作风险系数不是一般的大。大漠戈壁、雪山草地，风餐露宿简直是家常便饭。这样的翻译官，不但需要强壮的体魄，还需要武艺高强，能达到特种兵的水平最好。

公元前126年， 38岁的张骞带着匈奴妻子以及一名随从回到阔别十三年的长安城，当年声势浩大的百人探险队凋零成二人生还，后人记住了张骞，却忽略了那位一路身兼翻译、护卫、向导多重职务的翻译甘夫。

根据史料零碎地拼凑，我们可以猜测原是匈奴军人的甘夫大概是在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十四年）的一场战役中被汉朝军队俘虏，并被作为奴隶赏赐给了汉文帝女婿堂邑侯陈午做家奴。到张骞奉命出使大月氏的公元前138年，甘夫已经在堂邑侯服役二十多年，早已熟悉了汉朝的生活，成为堂邑侯府一名地位较高的忠诚老奴。

因此当张骞招募西域使团的时候，汉武帝立马想到了岳父家的老奴甘夫。千万别小看他，这位仁兄不但精通西域语言，还是一名特种兵水平的狙击手，《史记》中明确记载甘夫“善射”，身强体壮还有武艺傍身，甘夫就这样成为了百人探险队伍里的重要成员。

只是谁都没想到，大部队从陇西出发才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骑兵队俘虏，并遭软禁十年之久。张骞被迫在匈奴王庭娶妻生子，随行人数锐减。当难得剩余的一行人趁着匈奴内乱逃出来，重新踏上西去道路时候，还面临着缺水缺食的困境，不少随从因此途中倒毙。

但至少还有他——狙击手甘夫，甘夫能够在绝境之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帮助张骞渡过难关。可以说，如果没有甘夫的忠诚护主，张骞极有可能就此命殒高山荒漠之中，玉门关以西的世界对于汉朝人而言有可能一直都会是一片空白。

马欢凭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创造了著名公号《瀛涯胜览》。

一陆一海两条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外贸的两条大动脉。同为外贸道路随从翻译，与甘夫在史记上寥寥数笔的记载不同，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朝通事马欢，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事迹。

马欢是回族穆斯林，因为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曾随郑和船队三次下西洋，同时肩负外事翻译以及中华文化传播的重任。

1432年，在他最后一次远航来到古里国（今属印度）时，适逢古里使团要前往天方国（今属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于是，太监洪保就派了马欢等7人组成天朝使团小分队，带着麝香、瓷器等器物航行3个月，一并前往。

在麦加生活的3个月里，马欢见识了庄严华丽的天堂礼拜寺、各种前所未见的奇珍异兽，那里的“国人悉遵教规行事”，“民风和美”得让他甚至觉得来到了“极乐之界”。临走前，他不仅购买了深受天朝王公贵臣喜爱的麒麟（长颈鹿）、鸵鸟等奇珍异宝，还摹绘了一幅天堂图真本，据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地图，

1416年，马欢开始动笔记录亲身经历的20个国家的航路、地理、政治风俗。辛苦耕耘35年后，驴友马欢终成大V，其公号《瀛涯胜览》也成为介绍亚非航路国家的重要资料。

书中详尽地描绘许多稀奇古怪的外邦民俗，如古里国人每天早上洗脸之后用牛粪灰调水涂额头、大腿各三次；暹罗国青年男子行割礼，并镶入十几颗锡珠，有钱人则嵌空心金珠，行动有声并以此为荣……

为了纪念这位知名驴友大V，南沙群岛北部有一个岛屿就被命名为马欢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