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张大春一本《认得几个字》曾让“汉语识字”再次重返文化视野。看似孩童阶段的“认字”，其实亦是成人世界的一桩正经事：书中89个字，各自承载着一段绵密的文字发展史，带你重新进入看似熟悉的汉字内部。直到触到历史那一刻，你才算又识得了这几个字。

认字、识字与知字、懂字之间，距离并非一字之差。相隔的可能是一段文化的传承，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尴尬。去年，喜好书法的毕福剑曾为“九球天后”潘晓婷挥墨题字：玖球天後。四字一出，贻笑大方。汉字的识字与知字，从来不仅是繁和简之距这么简单。

“重要的真不是会读、会看，想让汉字不断活化，扎根于生活，关键要从字的构成发展去追溯文化脉络，无感地识字对文化传承无效。”张大春曾这样解释《认得几个字》。他在用基本的识字对抗汉字文化遭遇的不以为然。梁文道当年评价“他在拯救汉语”——是的，梁文道没有说“他在拯救汉字”。

文字背负的，是更深沉的文化与历史。汉字，也不仅是语言的呈现和明证。想拯救汉字，进而挽救汉语的，不止一个张大春。

导演冯小刚在今年“两会”上以政协委员身份提议：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并选取50个或更多放入小学课本中。声音一出，哗声四起。

早在2008年便有宋祖英、郁钧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2009年，政协委员潘庆林建议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2014年，人大代表吴仕民提出同样建议。

困扰中国人百年之久的“汉字繁简之争”一次次被拎入关注视野。如何识字、识字为、识哪种字——成了不得不重新审视的话题。

学者朱大可近年来连续撰文《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他高声呼吁：汉字应被视为中国人的第一发明，其价值远在“四大发明”之上。因为汉字包含的东方思维方式——具象、隐喻（象征）和会意（指事），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这种思维形态被熔铸在汉字里，令其成为种族灵魂的载体。汉字同时也是解码古文明的密匙，汉字谱系，就是反观中国历史的最精确橱窗。

1909年，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首次公开提倡文字简化运动。他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整理汉字的意见》，呼吁普通教育应使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1922年，钱玄同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又细化提出了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主张一切正规书面语应使用简体汉字。当年这份草案便成了现行简体字产生的最早依据。而陆、钱二人，也是后来首倡“汉字拉丁化”的积极分子。

1950年第一份《常用简体字登记表》诞生，随即出现“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声音。1956年，一系列震荡汉字地位的文件颁布，《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简体字一度沦入传统汉字被废除前的“过渡字”的险境。甚至瞿秋白也曾口出惊人之语：“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从另一个角度看，汉字发展史上每一次简繁之争，又都带有一种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对垒博弈的意味。一边是政府以推动扫盲识字运动为名，大力推行简化字尤其拼音方案，一边是精英阶层要保护汉字的文化传统，保有自己的知识阶层优越感。

这一点，林语堂早年一篇谈及汉语写作的文章中，其文学观点暗合了这种心理：汉语的单音节特性，甚至有助于书面语与口语的进一步分化。这又反过来使书面语变得难以学习，使之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

这种博弈只是在当时的台湾有过成效。上世纪50年代，蒋介石曾先后两次推行简体字，甚至说过“标语用字应尽量避免十画以上之难字”。后来在戴季陶等反对下，繁体字文化得以保留。而在大陆，民间汉字的简化运动几乎从未停止。用朱大可的话说，“百年以来，汉字始终面对着被消灭的危机”。

“废繁用简”、“废简复繁”，还是“识繁写简”？汉字成了一个历史的试验品，在百年来不断的文化解码中，调试着语言和思潮赋予自己的使命。

“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两千年的文字变革。” 朱大可认为，部分中国文字确有过于繁复之弊，比如“龜”字，多达17画，不利于学习书写，需要作适度简化，而1956年的方案，也提供了部分简化成功的案例，如“礼”、“尘”、“从”、“众”和“垒”等字。但就整个方案而言，简化的数量和程度都已越出合理边界，以致传统汉字及其文化密码都遭受重创。

他不无调侃地评价：“在古文明信息、东方感性逻辑及其本土精神结构的解构上，简体字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它（繁体字）制造古代典籍的阅读障碍，并阻止了自然有效的文化传承。”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简体字推行者声称：简化字减少繁体字笔画，利于辨识认读，加强其工具性，有种赋予人人识字权利的感觉。而恢复繁体字，是大开历史倒车。至于重拾繁体字的艺术美感？先认得几个字再说吧。

汉字的繁简之间没有楚河汉界，它是文字的两种美学表现。而回归汉字的繁复，也并非争取文字形态的权利，它是对文化复苏的呼吁与召唤。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一次被记者问到：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语言？他答：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我不能使用《铁皮鼓》（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那种到了3岁就不再长个子的语言，只要我停止使用复杂的语言，我的生命，我的思想就会偷懒，就会停止思考，就会变成一种行尸走肉，活着的死人的一种状态。

语言与文字都是文化与思想的密码。如今，君特·格拉斯走了，“铁皮鼓”的昭示还在。这些希望回归繁复的意愿，或许只是一种拯救语言与美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