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开始写信应该是和离别或爱情有关。
我第一次写信是因为举家搬迁,人生第一次有了有时空距离的朋友。收信日常化是在大学。相比紧张的高中备考,突然闲下来的大学生活,真感觉到“反正有大把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写信,每天都在收信。非常频密地写信,真有勤劳发表作品的意思。我寄出去的信会让同学在她们全宿舍朗读,既是城市新闻又是生活段子,据回信反馈,她们听完总能哈哈大笑。算起来,那该是我的第一批粉丝。
写信是种生活训练。凡是要动笔,总得肚子里有货。货从哪来?细腻的观察少不了。我因此做过很多营销自己的功课:刻意搜集同学间糗事、兰州本地趣闻新事,还要时刻抓住稍纵即逝的那点青春闲愁。
有一年回老家,发现我妈把我所有收藏很好的信件都当废品卖掉给孙子换雪糕吃了,大学那些根本没用的课本反倒给封存得很好,让人一时欲哭无泪。在微信一键发送和快递次晨抵达的极速年代里,那些要晃悠很久才来到我们身边的手写体信件,像另一个时代里高尚的情操,让人缅怀回味。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是用银元变迁记录了一个时代,其实我也经常在信上向同学说起兰州当地水果、凉皮及雪糕的品牌和价格,那些记录若能留到现在,也颇能见证兰州城市变迁和物价变化水平。
苏联诗人弗·马雅可夫斯基致莉丽·布里克的信中曾对信有过一个描述:这不是一封信,这是生命本身。我对这句话感受至深,因为他说出了我的感受。漫画家丁午在河南干校下放期间,非常想念留在北京的8岁女儿,因为不能回家,只能用信来表达思念。但是,当时女儿太小,认不得太多字,他是个漫画家,所以他写给女儿的信主要是画出来的。每一篇都活泼生动、感人至深。给女儿写信,是他度过漫漫长夜最快乐的方式。此时的书信,更是一种生命的安慰。
各种书信是很好的史料。想写人物传记的作家,都会先从整理主人公的书信下手。一封信是生活,很多封信就是人生。
前一段时间,河北北戴河有个叫阿那亚的楼盘,就是那所孤独的图书馆所在地。借社区图书馆这个文化表征,他们开始举办为业主修家史的活动。假如脱离商业视角,这事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因为一个人如果要整理自己的家史,肯定先从散落家族各角落里的书信、照片、物件开始,你所打捞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让自己也大吃一惊。现在各创意园文艺场区里经常搞80年代生活展。所展物件,人人都见过,就是自己小时候用的东西,还有磕伤在上面,但当它们以那个年代的全真模拟重返人们眼底时,还是揪出很多脑袋里睡死的记忆。
要去了解一个人物也是这样,去看他写过的信无疑是最快的方式。我们得以窥视他私密的那一面。马雅可夫斯基一直和莉丽·布里克及莉丽·布里克老公住在一起。马雅可夫斯基和莉丽·布里克的病态爱情有时比他写的诗还引人注目。他诗歌的最高成就都和莉丽·布里克的感情有关。他几乎每天都要给莉丽·布里克写信,信中反复表达着自己的焦虑:我现在整天都在想一件事,是不是,是不是,又有信来了?这个焦虑和我们大学时盼信件的样子如出一辙。
写出《动物农场》和《1984》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书信集也出来了。《奥威尔信件集》我看得津津有味。他写给妈妈的信很有意思。那样的信,相信每个父母都希望收到。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奥威尔走基层的洞察力在他的书信中有生动反映。他走向田野地头,观察的对象非常丰富,有妓女和小偷,和朋友写信时还会描述当地咖啡馆的营业时间、本区妓女市场交易价格,以及二战时纸张匮乏,他的《动物农场》无法交付出版的烦恼。
梵高生前作品和才华一直没得到社会承认,最后在奥维尔的麦田“砰”的一声,自杀身亡。我们多数都是通过他的画揣摩他的人。19岁那年,他和弟弟提奥有长达一年的书信来往。1883年,他给提奥写了这样一封信:“我认为那些以为爱情使人头脑不清的人是错误的。因为那时候人们的头脑非常清楚,比以前更加活跃。一个人在恋爱之前与恋爱之后的区别,正好像一盏还没有点着的灯与一盏点着的灯之间的区别一样。现在灯已经摆在那里,而且是一盏好的那个,而且发光了。爱情使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满足了。”
梵高的这个爱情观非常正常。现在当鸡汤端出来也能让人一饮而下。其实,与他同居的女人,既不识字也不懂艺术。年轻的他屡次恋爱表白总被拒,他看上新寡的表姐,对方却一生都拒绝见他。他28岁之前的画都是灰色的调子。在低落至极的一年,梵高共画出300多幅画,他给弟弟提奥写信说:我从没有如此快乐过。如果不是这些信,我们总闷闷不乐地怀疑,只活到37岁的梵高,是否有过哪怕一点点的快乐,是否要事事都站在庸常人的对立面。
中国也有位光环太多的才子徐志摩。他给胡适写信,催问女大二百六十块薪水何时发,如若不能准时到,自己又要穷僵了。我们庆幸,才子诗人除了写诗和恋爱,也和我们一样,会为钱发愁。我们也因此觉得,生活真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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