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继鸿在广州开第一家方所时,就爱把这个美学体验空间比作村子前头的老槐树,他说:“以前的人喜欢聚在老槐树下聊天、搞活动,它会成为文化、信息甚至情感的交流地,方所也一样。”
5年过去,方所陆续落地成都、重庆和青岛。再谈起当时这个愿景时,毛继鸿先把话题抢过去自黑了一把:“老槐树太多了是吧?”
2016年11月25日,是方所5周年纪念日,也是毛继鸿的“大女儿”——服饰品牌“例外”(EXCEPTION de MIXMIND)20周年纪念日,同时,还是他太太的生日。
每年的这一天,嘉宾和朋友从世界各地赶过来庆祝,全公司上下都忙着搭台、布展和联络。毛继鸿更是一刻不得闲,从采访、拍摄、展览、演讲、走秀到酒会,连吃饭的空隙都没有。就在咳嗽擦鼻涕眼泪的一瞬间,他有些恍惚:“啊,这就20年了?”
作为品牌创始人,毛继鸿每年都要在周年庆的活动上发言。这次,他是拿着一张A4纸上台的,说着说着就自顾自笑了起来,说:“我发现我就没念给我的稿子……”台下也跟着笑成一片。
半分钟的卡壳完毕,他又继续20年的心路历程,脱稿说了近40分钟。他回座后,主持人李辉调侃道:“这里有酒吗?”几位后来发言的嘉宾都打趣毛继鸿的改变,认为他能言善辩了,不再是以往那个沉默、笨拙地坚持做艺术的例外创始人了。
然而,轮到方所总顾问廖美立女士上台时,她话很简短,她说:“我在7年前认识毛继鸿,跟今天的他,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从例外到方所。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疯子,彻彻底底的疯子。”
台下,香港艺术家黄炳培笑着鼓掌。他是方所艺术顾问、毛继鸿十多年的老搭档。
这家书店,其实是三个人的精神合成品。
“霸道总裁”VS“书店女王”。
广州,成都,重庆,青岛。
当毛继鸿被问到为何是这四座城市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原因,我太随性了。现在有些时候会检讨。”
这句话传到廖美立耳中,她下意识地翻了一个白眼,脸上满满的是对这位“任性”拍档的熟稔,点点头默认了这件事。
有“书店女王”之称的廖美立,在台湾诚品书店19年,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还相继开出50多家分店。但若要问她开书店的经验,她的忠告则是:书店不是靠外观生存的;这是一个经济行为,不要有太多的幻想,对财务、数据管理没有概念,去开书店真的是不知死活。
偏偏她就遇到了一个“不知死活”的合伙人。无论是例外还是方所,对外公布关于投资、经营和盈亏的数据都非常少。对于这点,员工的解释是“因为毛总不爱聊数字”。
以前,毛继鸿会老老实实回答:“你能想象5年前我的所有投资都是存款吗?股票都没碰过,连IPO是什么都不知道。”如今,他学会了调侃:“我都被问了5年了,天天问你到底赚不赚钱啊,盈不盈利啊,我说你们真的愿意来担这个担子吗?这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啊。”
“霸道总裁”与“书店女王”的PK,从广州方所开业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毛继鸿以用例外创造的财富反哺社会的心态,坚持方所不应该安装防盗门。廖美立反对无效。但她说当时已默默把器材都准备好了。果不其然,方所“裸奔”一周,就被偷了几十万的书与物品。毛继鸿一方面跟自己说就当做法布施,一方面还是同意让廖美立安装防盗门。
“女王”其实很随和——她不喜欢内地流行的称谓“老师”,也不喜欢被叫“姐”,身边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直呼她“美立”。丢书的事,廖美立没有责怪毛继鸿,她把偷书的人称作“雅贼”。她理解毛继鸿:“毛总开了那么多年的服装店,都是不安装防盗门的,以及他有一种对人性的相信,这并没有错。”
这份理解,或许也是毛继鸿把廖美立从台湾请过来的原因。他谈到合伙人的选择时说:“我这个人对于合伙人比较挑剔,需要相对沉稳一点,需要胆量。我不大会算账,股东关系越简单越好处理,很多角色、很多事情自己决策就可以了。比如成都空间的面积与设计,真的摆到股东会上去,我估计没有几个股东会通过的。”
有胆量的廖美立,就敢管毛继鸿那看不懂财务报告的“老梗”:“你不看也得看。”双方较量的结果,是2016年年末,毛继鸿在“广州·方所创作者现场” 不无自得地“宣布”——我花了8年时间,学会看财务报告了!
被抄抄或许也不坏,至少大家都去做文化的事情了。
毛继鸿记不得是多少年前了,他和黄炳培两人同游日本京都。他们发现,当地出租车司机都为自己是京都人而感到特别自豪。黄炳培感慨:中国人什么时候也可以这么有归属感和自豪?毛继鸿说:“就等我们来做吧。”
黄炳培,这位传说中的“又一山人”,本来以广告设计为生,经历过多次变迁,最终确立了余生要潜心从事创作与佛学修行、以“社工”的姿态传递港式精神的路。
他最为人称道的标签是“红白蓝”。当年,他将一个被视为土到爆的红白蓝胶袋,搬上艺术展览舞台,令全城狂热。2004年,在许冠杰的复出演唱会,他也以一身红白蓝衫裤亮相,“又一山人”之名一下子爆红。
“红白蓝才是主角,我只是穿针引线的路人甲。”他说,成名之前,他的确是个路人甲。黄炳培小时候一家七口住在香港广东道天台的铁皮屋。“那年台风‘温黛’袭港,狂风一下子来到,屋顶被吹走,全家人逃亡,像电影《岁月神偷》的剧情,之后一家搬到黄大仙廉租屋。”
他在家中排倒数第二,天生体弱,经常感冒发烧,乘车搭船都会晕,而且混沌,记性极差,中文科的背诵、化学科的方程式无论怎样也塞不进脑袋,成绩不出众,参加比赛也永远“二奶命”,设计课程未读完已被踢出校,履历如白纸。后来加入广告界,熬了差不多十年,他才凭着一系列地铁广告名利双收,36岁那年当上亚洲区创作总监,自此平步青云。黄炳培的人生,跟红白蓝胶袋一样经历过“红白蓝”三部曲。
对方所的客人来说,黄炳培给他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从来都坚持用粤语开讲座。他讲一句,旁边助理“翻译”一句,全程双语演讲。台下听众站足一个半小时,“感觉要崩溃”。
老朋友李辉曾调侃他:“你普通话其实讲得很好了,下次发言不准说粤语!”然而,对于一直坚守传递香港精神的黄炳培而言,粤语方言或许如同他的阵地之一。
好在,他的演讲通常都配有背景图片,一张张见微知著的海报、一个个寓意深刻的微视频,还是打动了年轻人。讲座过后的新书签售会排了很长的队。黄炳培用自己喜爱的铅笔在书上签名,抬头透过标志性的圆形黑框眼镜看看读者,眼睛很亮很干净,56岁看起来像40岁。
黄炳培经常自诩是社工——“一个以城市方式带出佛家哲学的社工而已”。他在台上话很少,私下里却很喜欢和年轻人聊几句。
“大学生?”
“唔系啊。”
“出来做嘢(事)啦,设计师?”
“算喺吧。”
“哈哈,算喺?”
“做策划啦。”
“有时候答案就是在商业行为中(找)出来的。”
黄炳培经常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给年轻人“洗脑”,让大家知道他不只是做艺术,也做商业创作。对他来说,商业艺术也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从自身认同中找寻力量”。他这种从西方美学中觉醒的本土文化意识,是毛继鸿一直欣赏的。
毛继鸿也一直在强调中国风格,却无法做出宣言式的定义。事实上,他更愿意依照东方哲理,将其视作流动渐进的过程。“林语堂的那本《吾国与吾民》是我创办方所的另一原因,书中他描述了那些从西方留学回来,习惯了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再穿回中国传统长袍时就感觉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有一种难以意会的舒适感。方所的空间设计,就是为了营造这样一种舒适感。”
说不出毛继鸿和黄炳培谁影响了谁,两人的心愿都是做一个教育者,美学的教育者。“不管是方所、例外还是衡山·和集,再加上毛继鸿艺术基金会,不管是用知识的方式,还是用时装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还是用生活的方式,都是在围绕着一件事情,就是美的教育。”毛继鸿说。
而方所就是美育者的课堂。Ta可以是作家、导演、设计师,也可以是书籍、植物、陶器、咖啡、衣服,甚至是这个空间,以及每位客人本身。
例外的门店设计总被竞争品牌一比一地照抄,以前,毛继鸿会很生气,对空间的知识产权部分特别在乎。而方所开业第一年,正式或非正式地接待了全国各地的书店商、地产商、设计师等业内人士,“很多人趴在地上看地板,拍照片,原先一段时间是不准拍照片的,后来我说愿意拍就拍吧”。他现在觉得,被抄抄或许也不坏,至少大家都去做文化的事情了,“不然像个孤岛一样,那个东西并不好受的”。
一个年轻人乐于接受美的生活方式的“新大陆”。
当年在京都许下的心愿,毛继鸿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2007年4月,他参考台湾诚品书店的复合经营模式,在云南昆明开了一家名为“双面例外”的店铺,陈设以服饰为主,图书为辅;2008年,“例外生态店”在北京崇光百货落地,除了服饰、图书,店里还引入了以环保、自然主义为特征的美学生活用品。可惜,卖锅、卖衣服、卖图书,这样的模式被证明还欠点火候,当时的销售表现均是平平。
对此,毛继鸿进行了反思: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道”,卖书需要的技巧与服装不同,没有专业的操作,图书就成了店铺的一种背景点缀,难以获得公众认同。
毛继鸿是一个不能被简单解读的矛盾体。作为设计师、艺术家,他有生意人老辣的一面,但又不是那种想象中的狼性,而是一种“阿甘”式的无畏与韧性。
身处电商冲击实体书店的时代,廖美立和黄炳培都曾忍不住问毛继鸿:“你想好没有?做这件事情是想赚钱吗?”毛继鸿的回答是:已经做好了“熬”的准备,即便亏本也要把方所坚持下去。
当被问到“熬”的滋味,他拿一件童年糗事来作答:“我小时候考学考了很多年,有一次拿了一张答卷,然后当场就睡着,睡了大概一个小时,起来就好了。就是因为你在乎,所以被电倒了。我自己有一个系统,就是可以忘记那个东西。”
这份理想主义并不是幌子。在方所,店员们没有任何利润的指标要求。对他们,毛继鸿只提了两点:每个月尽量多读书,喜欢这个环境并且让读者也喜欢这个环境。
正因为这些尝试、探索与坚持,廖美立看到了一个商人对于文化事业的决心,也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乐于接受美的生活方式的“新大陆”。
方所成都店被《安邸》杂志评为世界最美14家书店之一,也获得第10届世界零售奖之年度最佳购物场所设计奖。但廖美立并不认为这种综合空间模式是中国式书店生存的“通用处方”。她说:“其实现在这种集合方式的书店并不是什么首创。很多人都在做,只是还没看到做得很成熟的。对我们三方来说,因为大家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强项,这样的组合,就是我们的优势。”
设计可山寨,空间可复制,业态可模仿,合伙人的组合却可遇不可求。7年来,讲一口湘普的毛继鸿、脱不去台湾腔的廖美立和公开场合坚持说粤语的黄炳培,三个带着鲜明基因、从业经验加起来有100年的人,在碰撞与互补中,为中国的后书店时代和后服装店时代,建造了一种新的美学概念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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