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的一天，李晓景照例对着名单的联系人准备上门探访。他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已经在这儿呆了2年。我们采访他的那天上午，北川的温度已经达到30多度，街道上也没有多少人，就连办公地点附近的游泳池空空荡荡。

李晓景和同事的办公室在北川新县城的尔玛小区——这是北川新县城第一批入住居民的小区，几千人住在这儿，大部分都是地震中的幸存者。几乎每个住户都有直系亲属遇难，或是身体伤害——在这个小区，可以轻易看到那些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

尔玛小区的附近，有一大批新建筑，财大气粗的山东把这个新县城打造得干净而得体。地震已经过去3年了，这座城市已慢慢走上正轨。曾经引人注目的志愿者开始淡出这座城市，但对李晓景而言，3年只是很短的节点。未来，他们要在这座注定被慢慢遗忘的城市继续开展工作。按照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付春胜的观点，修复这座城市的心理创伤，要20年时间。

志愿者还能做什么？

李晓景毕业于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地震那年，作为学校第一批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很快就到了北川做志愿者。他说，一方面因为是绵阳人，觉得对自己有这个义务；另一方面，他想知道自己的专业在现实中的表现如何。一开始的现实让人他失望。因为此前志愿者素质表现不一，不少北川人被搅得心烦意乱，一看到“穿这样衣服的人”，就不想说话。有人愿意和他们聊，但有要求——“什么都可以聊，就不用跟我聊地震”。

这帮年轻人热情，也有专业技能，当然更不缺耐性，但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确让他们有些棘手。李晓景的师弟周驭让今年22岁，在学校已有心理支援的经验，但大学里的人“情况都大同小异”，不像这边复杂，他说：“在这边，很多不经意言语就会刺激到他们。”李晓景和周驭让不得不学会让自己更加察言观色，唯有如此，才能让对话继续。在他们的探访中，话题都集中在当下生活中，因为回到现实，才能让他们淡忘过去的痛苦。

不过，心理支援能起到多大作用，志愿者心里都有数。李晓景说，震后三年，有些人改变很大，已经能很好地生活，但是有些人的创伤大概是无法修复的，总之，“该过去的过去，该压抑的压抑”。李晓景接触过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什么都不干，只是反复把家里各种东西打理得一尘不染。小朋友的情况相对好些。他们处在人格养成期，志愿者的话很容易被听进去。周驭让年纪不大，小朋友和他接触时没压力，就被当成了大哥哥。

在所有的志愿者当中，杨建芬是个特例，因为她本身是地震的受害者。5.12的时候，因为上高一的女儿遇难，她瞬间失控，接下来的12天时间里，她没怎么吃东西，饿了就喝一点水。她和其他幸存者转移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在那里一直待到7月份。在体育馆里，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志愿者，打扫卫生，给1400多人做饭。有人看她精神不太好，便介绍心理医生给她认识，他拒绝了两次，第三次才同意和别人见面。这个心理医生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咨询师傅春胜。

杨建芬一直说傅春胜是自己的“恩人”，他们怎么沟通，别人不得而知，但杨建芬的确变得更加乐观了。后来，傅春胜让杨建芬到自己负责的心理工作站当志愿者，她便一直干到现在。作为“金色阳光工程”的一部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绵阳北川的心理援助站拥有各类专家，但杨建芬有自己的优势，她40多岁，又是当地人，加上自己身上的故事，总是比那些小年轻更容易得到信任。

对于杨建芬来说，志愿者的工作，可能是重构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李晓景和周驭让而言，志愿者的生活有另一重含义，他们不约而同用“发现自己”来形容。他们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涉世未深，通过和特殊陌生人的接触，他们都更加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该干什么样的工作。这些经历，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与自己、自己与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以前，这些大概都是被他们容易忽略的东西。

重建社区

都江堰的灾难没有那么重，但是那些居住在山区里的人，房屋差不多都成了危房。上海的援建者在这里修了新房，那些失去房屋和土地的村民便搬到了这里。生活方式全变了。以前他们散居在各处，多数以种田为生，现在搬到新城，住在小区里，谋生方式变成了打工。老年人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嚷嚷着想过以前的生活，年轻人倒没什么意见，可是一下子“洗脚上田”，还是有些不适应。于是，指导这些人怎么过社区生活，成为一些人的工作。

23岁的李祖洵，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今年年初来到都江堰的壹街区，负责这里的阳光社区中心。李祖洵所在的组织是恩派（NPI）公益发展中心，一家公益支持性组织集合体，在上海以运营社区服务中心而闻名，由于表现不错，上海市政府购买了他们的服务。伴随上海援建都江堰，恩派也进入这里。不过，当地政府没有那么多钱购买服务，他们的资源来自诺基亚。2010年，诺基亚在四川和陕西、甘肃等地震灾区发起旨在提供灾后心理治疗服务的“金色阳光工程”，诺基亚希望通过基于移动方案的心理测评与自助服务系统，整合全方位的心理服务社会网络资源。和恩派合作的阳光社区中心，正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

李祖洵说，那些居民愿意或者不愿意，都要进入这个社区，适应这种生活，“我们能做的，是辅助他们更好、更快地进入这个社区”。由于此前一直在农村生活，居民不知道社区服务中心有什么用。李祖洵和他的同事宣传了一阵子之后，居民才知道那儿的好处。

李祖洵带我们去的社区服务中心在金江小区，当地政府提供了3层小楼给服务中心，因而设施相当完善。恩派招募了几个公益组织来到这儿，开展各种专业服务，既有面向中年人和小孩的，也有面向地震创伤者的。因此，社区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可以找到与自己相关的服务。

39岁的郑春桃经常来到这儿，和村民一起参加服务中心组织的广场舞。，她更多和儿子来这里参加亲子教育的课程。她觉得这儿的好处，是给了儿子一个看书和嬉戏的空间。

李祖洵也觉得，这儿给了居民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某种程度上，活动中心就像是个媒介，居民因为这儿的活动而相互建立起某种良性的关系，这在他们以往的生活中难以实现。李祖洵希望这种关系不会因恩派的离开而消失，所以他的同事一直努力培训那些招募进来的组织，让它们具备更高的募款能力和组织能力，使得其以后可以更好地工作。另一方面，李祖洵也希望，居民在阳光服务中心的引导下，能让现在的生活成为常态。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为什么要拍电影？

一块面积达到几十平方米的展板，上面贴着一张电影的海报，名为《吴世成的第三只眼》。展板前面的广场上，有一千多人，都是当地的村民。广场上铺着红地毯，电影中的主角将通过红地毯走上台和村民打招呼。8月28日，当《吴世成的第三只眼》在什邡县师古镇共和村首映时，那些一直参与电影的村民，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忙碌几个月的电影在大银幕上是何种效果。

这部电影只有35分钟，但制作起来不容易。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22岁的成都姑娘杜灿灿，她是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的员工。杜灿灿在共和村的工作，也属于“金色阳光工程”的一部分。4月初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情是寻找当地的文化人——她将村里的文化人集中起来，让他们讨论电影的主题。杜灿灿说：“电影故事什么的，都是村民自己决定的，因为村民自己知道怎么做是好的，我们不会下结论。”

村民们决定在电影中讲一个类似于“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名为吴世成的人，好吃懒做，一事无成，就连老婆孩子也被他气走回娘家。最后，他通过摄影这个爱好寻找到生活的力量，并最终成功的举办了摄影展。具体而言，这个故事并不太新鲜，但它的确对当地的村民有感召力。5月8日，这部电影开机，5天之后，拍摄结束，进入后期制作。

杜灿灿所在的爱有戏一直在村民的后面负责各种技术支持工作：把村民所提出的故事，变成真正的剧本，以方便拍摄；给村民进行参与式戏剧的培训，让他们明白如何演戏；当然，更重要的是提供各种器材给村民，让他们使用。这个过程中，爱有戏花费了4万元左右。

以这样的方式制作一部电影，对村民而言意味着什么？杜灿灿说：“演戏是能释放人的内心想象力的，他们能在其中找到自我表达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则是参与的乐趣，能进入电影拍摄的过程，对很多人是新鲜的，他们能在其中发现文化产品颇具魅力的生产过程。杜灿灿觉得，对于社区而言，这种参与面极广的活动，还能够促进社区的邻里关系。村民们已经尝试到拍摄电影的乐趣。在电影首映式之后，有很多村民对杜灿灿说，下次一定要参加演员的海选，争取电影中的角色。目前，共和村的第二部电影已经准备好剧本，等待拍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