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被邀请做各种评委,从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到北京青年电影节。前者的参与者好像活在安逸的中资产社会,后者则像在被中国的进步列车远远丢弃的底层社会。
关于上海青年美展,我用得最多的词是“没朝气”。美展多是学院毕业生之作,但奇怪的是很少有反映新一代生活的,大多是一些老气横秋、莫名其妙或怪诞的视觉:穿旗袍的中国女孩站在古代欧洲的宫廷里、一对鱼翅被装在京剧名伶的身上、中学生抱着枕头睡在绿充气垫上,等等。这反映了人文关怀的缺失,但不能因此指认这一代人缺失人文精神。因为,在另一个现场,这一代的另一批人,他们的镜头深入主流影视和报纸从不出现的现场和人群,比如贫困之极的饥饿村、当地风俗被商业渗透的客家村落、边远地区民间的道情剧团、沿海小城市的青年黑帮、杭州足疗店按摩女的爱情幻灭、西康喇嘛群体的信仰生活。
年轻一代已经不属于同一个精神共同体。有一拨习惯于安逸的莫名其妙的艺术和金钱的游戏,另一拨则面对底层社会的残酷真实。某种意义上,近十年底层题材的DV纪录片和DV电影等独立影像,是当代艺术中最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和新媒体已基本上丧失了人文精神和实验性,成为一种媚俗的、空洞的装模作样的时尚游戏。
当代艺术裂成不同的碎片,当代艺术不再是前卫的同义词。社会正在碎片化,不同人群之间的精神纽带已然消失,不同碎片之间由资本、娱乐和雇佣关系重建联系。年轻艺术家因此分道扬镳,奔向不同的现场。大部分奔向画廊、拍卖会、艺术博览会、高级会所,与资本家、权贵为伍;小部分深入边远乡村、城郊结合部的违章住宅、破旧的居民楼以及深山高原上的寺院教堂,与下岗工人、僧众、按摩女、黑帮、上访者、同性恋者、流浪艺人等为伍。向往有钱的人与有钱人为伍,被迫挣扎的人与同样挣扎的人为伍。
三年前我曾担任南京独立影像节评委,独立影像的意义在于传递主流屏幕上看不到的影像,每次都让我看到中国的另一面,或者人们内心的另一面。但独立影像近十年找不到名称,既不属于电影业,也不属于当代艺术。独立影像实际上代表着真正的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呈现主流之外的另一面。
作为北京青年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我建议给一部叫《饥饿的村子》的纪录片专门设一个人道主义奖。在一个边远村落,一群老人生活在饥饿线上。这个社会如同被高铁时代抛弃的一个碎片,高铁上的人安逸地坐在飞机式坐椅上,看着车厢内的移动电视,上面只有商品营销和时尚,不会出现这个社会的任何影像。我被这片子的残酷真实所震撼,都没有勇气正视画面,而导演要跟这个人群长年累月地面对面。
参选片中还有反映去年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维权主题的纪录片《暖冬》。它是参选片中少数的城市题材,表现了城市小资阶层在社会巨变中的内心纠结和自我矛盾。比如,他们向往民主、公义,又自私、害怕强权;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维钱”和为社会“维权”之间摇摆不定;他们热衷狂欢式的艺术仪式,但不能为社会进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他们的维权形式很当代艺术,比如每人裹一条棉被站成一排,戴上妖怪面具在地铁里快闪、跟拆迁公司的黑帮兄弟斗智斗勇,任何时候都不忘合影和摄像。《暖冬》的精彩在后半部分,维权成功后,患难与共的艺术家却陷于分裂,在有关民主、分钱、功劳、该不该上街游行等问题上,相互猜疑、争论、排斥,甚至谩骂、诉诸法庭。除了官僚体系、公司体系组织化和一体性程度愈来愈高,我们的社会从底层到城市小资产阶级逐渐在碎片化,价值观以及有限的经济分配使群体消散为脆弱的不堪冲击的个人。
在某种意义上,要感谢那些偏离主流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主流和市场之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让我们见识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同时,他们用影像把一块块碎片缝合成一个整体叙事,在语言上,碎片化的社会因此重新聚成一个影像化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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