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宜居城市图景——这个城市的交通应该通畅，人人拥有私家车；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又不会太多游人；房价低廉又没人来炒房；最好附近有国家公园，里面还要有五星级酒店；不仅有奢侈品牌的花生秀，还有层出不穷小剧场演出；有国际知名度，还没有一天到晚封路的世界级运动会；最好是就业容易、商业机会多、教育程度高、社会福利保障好、住的人不多，又不限制户口。

很明显，这样的宜居城市只是一个幻想。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排出的“2011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中国宜居城市排名是青岛、苏州、贵阳、合肥、金华、威海、云浮、信阳、镇江与绥芬河，指标包括生态、健康、安全、生活便利、生活舒适、富裕程度、社会文明、美誉度。从榜单可见，宜居指数排行榜似乎与中国的城市GDP排行榜并无交集，中国人依然难以找到生活与机会两全其美的城市。

另一方面，英国生活时尚杂志Monocle曾推出了2010年度世界最宜居城市榜单，德国城市慕尼黑位居第一，中国无一城市上榜；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2011年公布最新世界宜居城市榜，澳大利亚墨尔本获选第一名，亚洲和非洲则无一城市进入前十，中国香港排第39位，北京好歹排到了第76位。

香港与北京成为中国最宜居城市就像一个笑话——这两个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城市病包括堵车、高房价、就业艰难、没有同城待遇、亚健康与抑郁症。对收入普通的人来说，这样的城市让人欲罢不能，前有“逃离北上广”，后有“逃回北上广”——生活诉求与事业需要总难两全，GDP发达的城市机会相对公平但你却沦为蜗居一族，小城市生活舒适但你却眼睁睁看着富二代靠家族人脉风生水起。更何况，就算你不介意大城市的PM2.5浓度，也可能有与你过不去的户口、借读费等城市制度。

“宜居城市不宜居”正是中国城市之禅。每个人内心的宜居城市标准也是一次心理博弈，其根源来自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失衡感——在南京举行的2011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认为中国城市发展规划的模式值得反思——片面追求城市硬件发展、城市天际线的壮观程度，盲目扩大空间面积、扩建新区新城的趋势有增无减。他反问众人：“千百年来不断完善的规划原理和建筑学原则正在被推翻，一百年后人们将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发展？”

苏州：没有闲心的城市不宜居

被访者：陶文瑜

(苏州作家，著有散文集《纸上园林》、《太湖记》、《苏式滋味》等）

如今，苏州小巷中晒太阳的老妇少了，她们曾经是苏州生活中温馨记忆的一部分。跟她们问一个路，会热心到要亲自带你过去。我们现在感觉苏州越来越吵，到处都是工地，连树叶都是灰蒙蒙的。但这些都是十分表面的问题，最大的变化是人心；现在闲人不少，但是闲心不多。闲心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现在有钱的和没钱的一样都不定心，更不是环境的问题，马路修得很好，将一切搞得窗明几净，但还是定不下心。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老太太跌倒了该不该扶，这好像成了一个需要理性判断的问题。但是，怜悯、恻隐之心不是人的一种本能吗？有时候，我蛮怀念上世纪70年代的，那时候物质匮乏，但还是有一种安静——看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其中有一对农村来的夫妻在园林里拍照，很定心的感觉。还有一段是在苏州园林里拍样板戏，照理是很闹的，但是在那个“闹”中间，我们能感觉周围环境的那种静谧。现在，这种静谧已经消失了。何日再来？真的很难说。我们都得为这些年急速发展买单。

我很爱吃生煎、油条，但是因为地沟油、添加剂，已许久不再吃。前几天大闸蟹上市，太太去家附近的小卖部买了镇江醋，我看了一下瓶子，觉得包装有些不对劲，又联想到前阵子苏州郊区有个制售假冒镇江醋的新闻，就不敢再吃那个醋，大闸蟹也只得等买到放心的醋再吃。现在没有底线的事情太多，对恶的预期也会更高一些，

当然生活在当下，我们也是适应了这种不安。有周围的朋友在太湖边、山里买房子，但是，我想让我定居山里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便利，或许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异化。

(采访/金雯)

青岛：开发商没有权力挡住海岸线

被访者：林少华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居于青岛。）

我刚调来的时候，校园里都是山坡、荒草、树林、小鸟，有时候我还会在羊肠小道上散散步。现在山头基本推平了，我觉得很遗憾。当然了，发展总是要发展，但以自然风景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话，对全体市民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家住在五楼，是2001年的建筑，以前能在两栋楼之间望到海的一个小角，现在完全望不到了。我住的这一带，三四公里海岸线住宅区、商务区全部挡住了。海边以前是渔村，现在全拆了，房地产商搞去了建楼盘，现在那边二三十层的高层，把我家阳台的视线完全挡住了，别说能看到海了，天空上的云都挡住了很多，完全破坏了我的视感。我总觉得海岸线是大家的，天空和云是大家的，开发商没有权力挡住海岸线，挡住市民看海的权利。

我对现在的青岛还是有一点小失望，刚来青岛的时候到处都是野草、蜻蜓、野菊花、牵牛花，还有渔村小巷，家家户户的篱笆上都爬满牵牛花，有时旁边蹲着一只小花猫，很有情调，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青岛比较注重城市规划，因为青岛以前的市委书记是建委出身，懂得规划，青岛市民回忆起来，觉得那段时间还是很好的，小城市规划搞得不错，主要是建筑没有受到“文革”时期的破坏保留了下来，用美学的话来说，比较洗练。

青岛是个小市民城市，看青岛的媒体就知道了。看一个城市的报纸、杂志的风格，大体就知道这里市民的追求属于哪一个层面。广州的《南方周末》人人皆知，哪个报摊都有卖的，兰州的《读者》不用说了，连海口都有一个天涯论坛那样的东西，那我们青岛有什么呢？文化品牌是什么呢？根本挤不出来啊，这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生活不应该全是有形的东西，还有无形的东西，这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勇于展示良知的表现。当然这和整个山东的气氛有关。青岛的媒体很少有质疑和批判的声音，这和广州截然不同。

青岛街头的人也不会像广州那样多，青岛的开发区主要不在市区，所以街上的闲杂人——看起来像无业游民的人很少，总体给人的感觉嘛，哦，这个城市还不错，比较有次序。如果现在可以让我选择城乡生活的话，我会选择儿时自己生活过的乡村。有人生风景的记忆，那种滋味很难表达。有些风景是属于自己的，有些风景哪怕再漂亮，也是属于他人的风景。两年以前，我在生长的长春小镇花了52000元买了三间大瓦房，还有半亩菜园，这个小镇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里面基本是老头老太，有点破落感，但是我喜欢这种破落感。如果那里开发成花花绿绿的房子就完蛋了。我说我不想回城，就是在那边待得太舒服了，连续两年暑假我都去那边生活一段时间。（采访/汪璐）

天津：宜居的城市应该有和睦的邻里关系

被访者：王小柔

（天津作家，媒体人。）

天津80年代的时候马路上没有车，我简单地记得那个时候天气很热，没有空调，我弟弟自己支了个床就睡在大马路边。今天看来，这根本不可能，当时车很少，我们这些孩子脖子上都挂着钥匙，没有想大马路上能出什么事，孩子都是自己去上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上学了，也许学校就在楼下，只隔一条马路，但我们一定要早上送，晚上接。一方面，现在的孩子都太珍贵了；另一方面，车子太多了，家长不放心。

在过去几十年，我们身边根本没有高楼，当时我家住的楼房只有四层，我们穿着棉大衣爬到楼顶上放焰火，觉得天空就在我们头顶上。现在我站在阳台上就只能看到头上的这片天空，所有的房子都比我站的地方高，我就像一个井底之蛙，抬头就这一片小蓝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整体上还是在进步，生活很便捷。

记得我小时候有很多的平房，当时的平房现在来看简直是别墅，城市需要急进化，就把那些平房给拆掉，然后你就觉得邻里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大家都住高层了，住同一层楼有时会打个招呼，但楼上楼下几乎就不会愿意去交往。我小时候父母工作太忙，我和我弟弟几乎是在别人家长大的。有时候我们一天的饭没人管，我们自己带钥匙开门，父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睡觉了，有家里没人又没带钥匙就睡在邻居家，整个过得就跟游牧民族的生活似的。现在是不可能的，邻里之间亲情也在疏远。

天津是工业城市。在我小时候学校和工厂几乎是毗邻的，记得我们当时一放学就会去一个做橡皮的工厂，产品料都倒在厂子的外头，一群小孩子都在掰那些橡皮，过了很久，大家都长大了才知道那些东西其实是有毒的。像这些工业废气的厂子很多，比如棉纱厂，也都把垃圾倒在外头，一些小孩玩嘛，也没什么安全意识。还有表厂，我们都会捡坏掉的表壳、表盘，大家都在玩那些废弃的东西，这些都是工业垃圾，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当然，现在是不可能了，现在这些厂都迁到远离城市的郊区。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因为太熟悉了，“相濡以沫”的关系很像“老伴儿”。我有一个朋友从外地过来天津，他跟我讲，他坐车的时候没想到出租车司机那么高雅，在车上一直听交响乐，而且司机非常热爱交响乐，车转到南开大学就给他讲南开大学的历史，天津大学的历史、跟他讲一堆的天津文化，他觉得天津司机怎么那么有品位，那么热情。我觉得这主要是天津人的幽默感，在这城市生活，这种幽默是从骨头里带出来的，倒不是这里出了很多相声演员，有时候你会发现天津本土人他自己就像个演员一样，说话特别有意思。天津人骨子里还有一种满足感，太容易知足了，有时候迈出的步伐就会懈怠。不过，现在天津人的性格在扭转，变得更积极。

天津应该在文化领域进一步加快步伐。尽管全国很多城市有独立书店，但天津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立书店，只有新华书店，卖教辅类的书，我觉得要是有一个让人交流的独立书店挺好的。还有比如说更高端的艺术领域、绘画展览、摄影展览、先锋戏剧等，有时候我们要坐火车去北京看。我们的城市建设非常快，起步也非常高，但很希望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像京沪两地一样丰富。（采访/张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