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显宅大概永远都不会忘记1919年过鸭绿江的情景。那年他15岁，躲在去中国打工的朝鲜老乡的背篓里，6月的早晨，江心的雾气带着水腥味。荷枪的士兵在检查这些朝鲜人的过境证，但是没有翻查背篓，他顺利地逃过边境的关卡。背他入境的朝鲜老乡，指了指火车站的方向便去打工了。金显宅只身搭上火车投奔张家口的哥哥金显国。哥哥从汉城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在张家口清河桥开了家名为“十全”的小医院。

金显宅是金家的第二个孩子。父亲金泰相精通汉学，曾经在釜山做过小官。当时朝鲜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为了让上中学的小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便花钱请人“背”他去了中国。这是一次漫长的离别，直到1987年，金显宅83岁时，才回到韩国探亲，与金家后辈团聚。

北京有个“油王府”

来到中国的金显宅不久便随哥哥去了上海，入读沪江大学医学预科。1926年9月，22岁的金显宅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这所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兴办的医学院，几乎可称作民国时期精英教育的集大成者。它参照美国医学教育史上的典范——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模式办学。从1914年开始招收医学预科学生，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第一届的协和毕业生只有三个人。

协和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而协和的及格分数是75分。《协和医事》一书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在总计205名自办医预科招收的学生中，后来有100名进入了协和医学院，其中84名完成了协和5年医学课程，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从预科到毕业长达8年，淘汰率高达60%。

协和医学院在原豫王府的所在地，被戏称为“油王府”，因为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油王。在当时的中国北平，协和医学院像一个独立小王国。根据《协和医事》一书所述，协和有一套独立而完整的水、电、动力设备系统，在20世纪初，北京的室内供水、供电都不稳定。为此协和设有自己的发电厂、高压锅炉房和饮水厂。另外，还有冰厂、供手术麻醉用的笑气厂、煤气厂、机修厂和电工厂。协和还有自己的洗衣房，十余台不同功能的机器提供洗衣、烘干、甩干、滚平、毛毯干燥等。所有衣物洗净、熨平之后才可发出。协和的工人待遇优厚，职工和家属有免费医疗，假期有差旅费，当然，规章制度也比较严格，迟到三次就会被开除，当时的工人没有表，为了不迟到，只好提前候着。所以，不管刮风下雨，“油王府”的铁门外总是站着等开工的工人。

“油王府”内的“协和脸”

《协和医事》中详细记述了协和学生的作息：早上8点到学校，12点下课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下午2点实验课，5点结束，但也会有人拖到凌晨1点做出实验结果后才结束；通常情况下，6点晚餐，然后图书馆自习，10点图书馆闭关，但是学生回到宿舍会一直学习到凌晨。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毕业。尽管生活环境优越，衣服由洗衣房统一清洗熨烫，房间有工友打扫，甚至连被子都不用叠，身体虚弱的学生还有免费的鱼肝油，但是，紧张的学习还是让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拥有了著名的“协和脸”——脸色苍白。

金显宅在协和闯过了残酷的淘汰，1931年，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协和医院的助理住院医师。这是协和医学院的“育人模式之一”，在理论基础之外，还需掌握丰富的临床经验。助理住院医师一年聘一次，24小时随叫随到，这些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平均日工作量都在12小时以上。1933年，协和医院成立肿瘤科，当了三年助理住院医师的金显宅被聘为肿瘤科的主治医师。

金显宅医学预科上的是沪江大学，属于中国14所教会大学之一，完全用英文教学。入读协和之后，教材、参考书、病人病历、教学等都是英文，即便是中国师生间的日常交谈，也全部用英语。协和聘用国际上最好的医学专家，有最新的英文医学期刊，英文让协和的学生与国外医学界保持了高度的同步性。但是，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特殊政治氛围中，这些说英语的协和学生有了很多困扰。1954年开始，天津市人民医院举办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金显宅每周都有教学任务，他得加强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金蓉培小时候就常常陪父亲对着镜子练习汉语。同为协和毕业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也有类似的困扰，常常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由一个英文过硬的高级医师陪伴查房是最令她高兴的情，因为她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被准确传达。

根基深厚的天津吴家

1928年，在基督教会组织的青年夏令营上，金显宅认识了当时在天津中西女校读书的吴佩球，她是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孙女。次年，吴佩球考入燕京大学家政系，燕大的大财东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一起参加了燕大合唱团，排演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感情日益深厚，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吴家在天津的根基深厚，吴调卿是当时天津的“四大买办”之一。天津达文坡路（现建设路）的吴家大院常常高朋满座，其中便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当年他驻节天津时，与吴调卿在银钱上多有往来，私交甚笃。吴调卿的大儿子吴颂平则在天津昆明路117号建造了洋派的花园别墅（现为天津花园饭店），是当时天津的一景。

吴佩球的父亲吴熙元是吴调卿的第三个孩子，人称“吴三爷”，这位吴三爷是兄弟中唯一没有出国读书的，据说是因为有家累。他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吴氏姐妹在当时的天津是一个传奇，有两个是燕大的校花，一个大姐，一个五姐，一个学家政，一个学体育。二姐吴靖（原名吴佩琳）是清华毕业的第一届女生，后来逃婚嫁给了清华同窗赵燕生，也就是赵四小姐的哥哥。吴家最小的妹妹后来嫁的是蔡文治将军。

作为长女的吴佩球，聪明而胆大。金蓉培说，母亲年轻时在北戴河游泳，一直游到美国人的军舰上，被船长招待一番后，又独自游到秦皇岛，光着脚丫子就上了火车，找到列车长说：“我是游过来的，没有钱，要去北戴河。”列车长还真把她送到北戴河了。“这就是妈妈。”金蓉培这样总结道。

大概吴佩球认定的事情，别人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她爱上了朝鲜穷学生金显宅时，即便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还是毅然决然地与他结了婚。吴家的大姐和二姐后来都证明了自己当初抗婚、逃婚的正确性——丈夫十分爱她们。金显宅与赵燕生在一起就会相互“攀比”谁更“怕”老婆，金显宅有句名言：“我们家大事我做主，小事由她做主，不过我们家没有大事。”

五大道的旧生活

五大道是英租界的一部分，1.2平方公里，纵横22条马路。第一所小洋楼建于1905年，现在整个五大道共有洋楼3000多所，名人故居300多处。北洋三十二届政府，总统、总理及其后人很多都在五大道住过。民国时期的五大道与天津的其他地方是两个世界，五大道的居民只说国语，不说天津话。

金家就在五大道的睦南道69号。从顾维钧的故居转到金显宅家不过五分钟的距离，吴家在上海的表亲严幼韵是顾维钧的第四任太太。金蓉培说，住在五大道的人追溯起来都有点沾亲带故。旧时的睦南道叫香港道，二十几处名人旧居中，有近十处是名医的住所。每周日，金显宅的固定节目就是与医生朋友聚在一起打桥牌。

民国时期五大道的生活是优裕的，有餐厅可以提供整桌宴席的外卖，衣服也有专门的洗衣店来收。那时候显赫的大家庭一般都开几桌饭，不是按家里人头算，而是预备着给来客做的。于是，上学的孩子中间就时常相互蹭饭。金家表弟刘斯源常常想起同学的父亲，他是个天津的世家子弟，与蒋纬国同过班，在重庆的中国银行做事，知道蒋玮国家里准开几桌饭，于是天天去蒋介石家吃饭。解放后，他老实交待天天上蒋委员长家吃饭，“文革”就倒霉了，成了“老运动员”。

即便到了50年代，吴家的七太婆差遣保姆在小营市场买塔菜，那是南方菜，旧时运输不便，十分昂贵，但是七太婆只吃芯，外面的叶子扒掉。她是吴调卿第七个太太，一个人拿了吴家财产的3%，在北戴河有所小别墅，每年5月份去10月份回。七太婆是旧时绍兴戏班的，不像她读教会学校的孙子、孙女那样喜欢游泳、网球，只是每天一壶茶，就着点咸咸的干虾子，坐在檐廊下看海。在红色贵族进入北戴河之前，这里是天津、北京世家子弟的世界。金家和吴家的孩子都在七太婆和吴三爷的海滨别墅度过暑假，他们说自己有北戴河情结。

五大道的遗老遗少生活也有落败的。现在解放北路114号利华大楼的建造者犹太人李亚溥便是做那些破败子弟的生意的。他们不愿到柜台去卖，怕传出去名声不好。这个李亚溥很有本事，知道谁有东西要出手，会上门去收。李亚溥用当珠宝掮客的第一桶金盖了利华大楼，当时地基挖得很大，名声炒得很响，还顺势成立了利华（小额）人寿保险公司。别人看他财大气粗，觉得买他保险准没错。于是，像所有的租界奇迹一样，1938年，李亚溥奠基时宣称的11层的利华大楼果真落成了。在当时的天津，超过7层的建筑只有法租界的劝业场、渤海大楼。

美国科尔比学院历史学和东亚学的助理教授伊莉莎白·拉古特（Elizabeth LaCouture）在研究“20世纪早期中国设计中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时，专门研究了天津租界内的洋楼。她指出，虽然天津小洋楼都具有西式的外壳，但是内部却是中式的。比如，很少有西式的厨房，这些有钱的中国人总是雇佣仆人在后院或者地下室做饭。

这类外洋内中的设计形式反映的是当时殖民者的心态。尽管天津版图基本都在租界，九国租界是天津老城的十倍，但是，在伊莉莎白·拉古特看来，在天津的殖民者依然是恐惧的。从人数上看，以英租界为例，只有5%的英国人，而中国人的数量是95%，当年义和团拳民的暴戾也是一道抹不去的伤痕。所以，这些租界的地产开发商中间除了相当数量的投机分子之外，多数只想迅速地赚到钱走人，他们并不在意推广西式的生活方式，更不要说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他们被伊莉莎白·拉古特称为“殖民地资本主义”，与在中国建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驻华代表是完全不同的。

天津的租界医疗机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协和医院，金显宅和他的同事被勒令离开，他此时已经是协会医院肿瘤科主任。他与协会的老同事卞万年、王志宜、方先之等人一起来到了天津，合资开办了“恩光医院”。

天津是西医较早进入的城市，可追溯到八国联军时的屯军医院。民国时期，天津的知名医院包括英租界内的维多利亚医院，凡是英租界内的居民以及向英租界工部局纳税的病人，诊费较低，而对英租界以外的居民收费较贵。在天津口碑较好的是马大夫纪念医院，为纪念英国伦敦会医师马根济而建，穷人在此看病的医药费甚至门诊费都可免除。新政权建立之后，这里成为了天津市人民医院，如今是天津市口腔医院所在地。法租界内的私立天主教医院也较有名，是北洋西医学堂的实习基地，其中巴斯德实验室被法国租界内的工部局制定为妓女检查治疗花柳病的专门机构。当时法租界内有规定，凡被验出患有性病者一律勒令停业。

恩光医院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关闭，刘斯源小时候在恩光医院做过扁桃体手术，主治医生是协和毕业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林必锦先生。医院给他腾一间屋，有两张床，一张床是病人的，另外一张床是给家里的陪护。这是给住得起病房的人预备的。另外，恩光医院也延续了北平协和医院的规矩，在地下室空出几张床位免费给穷人使用。除了门诊，金显宅也经常出诊，人称“金条大夫”，其实就是做一个手术一根金条，当时给外国人出诊一次是25美元。

因为日军侵华，流亡到天津租界的医生，包括从东北逃出来的盛京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就是沈阳人俗称的“小河沿医学院”。金显宅的五大弟子之一的张天泽便是从“小河沿医学院”毕业的。1973年，他与金显宅一起为91岁的马寅初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创造了高龄手术的奇迹，直至马老百岁高寿离世，癌细胞都没有扩散。从1954年起，受卫生部委托，金显宅在天津开办全国高级肿瘤医师进修班。到1981年，总共办了21期，培训了中国肿瘤学科的400多名骨干人才，因此被人尊称为“中国肿瘤之父”。金显宅同时也是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会员。

“反右”前的平静生活

在1949年关键的去留时刻，金显宅一家选择了留。金蓉培说，南京方面有各种宣传，很多亲戚朋友也离开了。但是父亲觉得，共产党也是人，也生病，也需要医生。而且，如果他想留在国外，1945年，他就不会婉拒芝加哥肿瘤研究所的留聘了。

1952年，金蓉培与父亲去北戴河度假，走到天桥，过了检票口，突然侨警喊住他，问：“你是不是金显宅大夫，你是外国人，要登记资料的。”金蓉培回忆，后来父亲一路无话，因为他在1930年就办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大概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所谓的“变天”。

但是1956年之前，他们的生活总体是平静的。国际俱乐部（现在的“天津干部俱乐部”）经常有舞会，每年也照例过圣诞。刘斯源的母亲告诉他，那时候，到了夏天，国际俱乐部花园里蚊子肆虐，露天酒会上就每人发一个面粉口袋套脚。金蓉培一直怀念国际俱乐部的舞池，用的是弹簧地板，跳起来特别带劲。如今与少年时的玩伴聚会时，这些银发老人依然娴熟地跳着年轻时的吉特巴。这种由美国大兵传入的水兵舞，是抗战之后的时髦之物，与空军的皮棉猴、英国凤头自行车一起成为那一代年轻人的青春记忆。

金蓉培是在滑冰时认识了现在的先生方友文，他曾经是天津滑冰队的队长。方友文说，冰场在马场道有一个，新华路也有一个。一到冬天结了冰就盖个棚子，冰场就成了。那时候，与他一起滑冰的，有张学良的外甥、袁世凯孙女的儿子，这些孩子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他们喜欢游泳、滑冰，不是在冰场上见，就是在游泳池边见。对女孩来说，还要学习织毛衣、做饭、踩缝纫机、英文、芭蕾和钢琴。金蓉培说，家政系毕业的母亲按照她的那一套方式严格地培养她们。当然，新政权建立之后，教她们英文和芭蕾的白俄老师陆续离开天津，他们多数是犹太人，迁往以色列。

风暴来临前的苦乐

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金家和吴家基本都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一直到“反右”，空气就开始变化了。当时，金家接到“内部消息”：“让Eva（吴佩球的英文名）不要干了，要挨整了。”当时的吴佩球从自己亲手筹建的天津医学图书馆离职，正在天和医院当营养科主任。在新政权建立后一直到“文革”前，在五大道的那个圈子里，仍然习惯彼此叫英文名。刘斯源回忆这帮教会学校毕业的父辈说，他们听报告做记录用的是英文，喝多了讲醉话也还是英文。在侵袭金家的第一波政治风暴来临前，吴佩球主动退了职，回家当了家庭主妇，之后也再没有享受“公家”待遇，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险。

给金家通风报信的是一个共产党的特勤，也是旧时“五大道”的子弟。他的使命是在高层资本家中活动，其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带动”资本家捐款，他总是头一个喊捐，也鼓动别人捐，其实最后自己一分钱都没捐。后来，“文革”中挨斗，他就喊冤说：“你们上公安局查去，我是特勤。”这才暴露了“身份”。

“反右”不久便是“三年自然灾害”。金家人和吴家人管这段时间叫“度荒”。刘斯源还记得一家围着炉子，开着大灯，对着一锅饽饽犯愁的情景，“贴不上，总是往下掉，只好喊同学来做。后来才知道热锅贴饽饽这个道理。当时没吃过粗粮，更没贴过饽饽。”大概吴家姐妹都经历过战乱，学会了囤货，虽然家里的男人抱怨她们多此一举，但是她们坚持存了许多罐头。刘斯源说：“那三年度荒就多亏了母亲、阿姨们存下的糖浆、罐头，后来居然在阁楼上发现了解放前的罐头牛奶。”那时候，起士林的太妃糖已经26块钱一斤，而学徒的工资才不过16元。

最后还是离开了睦南道69号

“文革”开始便是噩梦了。金家表弟刘斯源说，不断被赶来赶去，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就靠着一辆平板车。后来他跟金显宅的儿子文培琢磨出了一套搬家的技巧：先搬一张床到允许他们住的地方去，在原来的家留一张床，分别在两边睡一个人，家里搬空之后最后搬床。刘斯源说：“房子不敢空着，怕有人住进来。”“文革”中，金显宅被关过牛棚，家中被抄，又无收入，为给牛棚中的父亲捎点好吃的，金家子女一度卖过金显宅的手术刀。金显宅的小儿子文培后来下乡当了知青，回来他跟家人讲，干活渴了没水喝，看到牛踩出来的坑里有积水，拂去上面的小虫，埋头就喝起来。在“文革”后，他去了美国，重新上医学院，放弃了原先的胸外科专业，留在美国当了麻醉科医师。

金蓉培说，“文革”结束的消息是父亲告诉她的。当时他几乎是雀跃的，但不忘叮嘱女儿：“别说出去，我们吃捞面。”回到睦南道69号的家，差不多就是一个空房子。有相同遭遇的金家表弟刘斯源回忆，落实政策就是跑到仓库里认东西。有一次，看到一大堆的佛，一个侨联的主任冲着一尊佛像说：“那佛是我们家的，那是铜的。”结果，拿过来一看是木头的。刘斯源说：“就是瞎认，好意思认就行了。”落实政策也包括部分经济赔偿，其中有一张单子上写着：镜子两个四块钱。“全家人怎么也想不起有过四块钱的镜子，后来还是我父亲想起来那两个红木穿衣镜，很堂皇华贵地镶着玳瑁，就这么折价给了四块钱。”

1989年，也就在金显宅去世的前一年。金家再次搬出了睦南道，这回是把房子卖了。金蓉培说，实在没有能力维修这房子，暖气管道坏了，冬天在楼上放一个蜂窝煤炉，父亲住院，只剩下母亲一人在家，老太太根本没力气每天往楼上搬煤。当时天津五大道刚成立房地产中介，但是政府有规定，凡是五大道上的房子都不准卖给港澳台人士和外国人。后来，睦南道69号便以88万的价格卖给了供电局。金蓉培说，不到两年，相同的房子售价便翻了两番。如今，五大道的很多洋楼都被公司、单位租用，成为企业形象的一部分。这些新兴的财富阶层想要通过房子与历史攀附上某种关系，抖落掉一些快速发家的痕迹。

“中国肿瘤之父”金显宅已去世21年，他与夫人的骨灰都撒向了大海。金家老小多数在国外，每年4月25日父亲生日这天，金蓉培都去天津市肿瘤医院内的父亲的铜像前看一下，拍张照，寄给远在美国的姐姐芸培和小弟文培。最近，天津市肿瘤医院在庆祝建院150周年，专门成立了院史办，金显宅的办公室按原样复原陈列。大家纷纷合影留念，盛赞“中国肿瘤之父”对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只有金蓉培留意到父亲办公桌上工具书摆放位置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