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教授博导,计算机学院教授硕导。“ROST虚拟学习团队”创始人,致力于网络言论的挖掘收集、概括剖析、抽样统计、报告写作、走势预测,定期发布《网络舆情和微博问政报告》。)
我不是一个极客。
我的学生中,有做软件破解的,也有做新奇信息挖掘的——我跟极客有很多交流,极客拥有的技巧我也都了解。但极客更多地关注IT领域,我感兴趣的却是把理科技巧运用在社会问题的文本分析上。
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很酷,他们用诗意的语言去表达,很多时候直指人心,发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但他们的发言也有不到位的地方,常常掺杂很多主观因素。这也许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工程科学的区别。
用数据发言,将来会成为一个大趋势。2009年,国外有人提出了“科学发现的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在数字化时代,我们要把数据提炼成信息,加工为知识,这个探寻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
用一种技巧性的方式来关注社会问题
今年,我开始关注舆情分析,发布了三个季度的网络舆情报告。刚开始是无知者无畏,后来慢慢发现:很多关注舆情领域的人,其实都懂得应该怎样做,但实际却没有做。这让我觉得有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在理想态和现实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有没有解决这些难点的可行路径?
我们都知道,网络上很多东西被妖魔化或负面化。我说过一句话:没有健康、理性的传统媒体的监督,就会有狂野的网络舆论的生成。网络的大发展,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透明度、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信息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带来信息生产质量的提升,所以网络中有着非常多的流言和谣言,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灰暗面。
今年做的研究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我小时候摆过小摊,我愿意站在小商小贩的角度来看城管是什么样的。还可以站在政府机构的角度来看城管——在所有政府机构中,城管是网络形象比较糟糕的一个,如果把城管的网络形象研究清楚了,一系列政府机构的网络形象构建规律自然而然也就清楚了。
我们利用软件,对大量新闻进行标注和统计,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最终发现: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中,城管形象的正负差异是很大的。一般直觉上会认定城管是坏人、素质低下,研究后我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比如说各地城管的差异性非常大,有的城市城管大学生的比例甚至超过一半,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利益群体,他们的实际利益被触及时,一定会有问题。我们需要用一种技巧性的方式来关注社会问题。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没有一个城管局愿意接受我们采访,但报告发布后,他们开始愿意跟我们交流、沟通,也愿意听取建议。我们给好几个城市的城管局提供了建议:要开微博,要跟老百姓互动,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制止暴力行为。
明年我想继续做城管形象分析,计划下一步采访城管和小贩。以访谈的形式,了解城管的结构特征、学历结构、平时的行为习惯,对网络反应激烈的看法,为什么大家希望的执法规范做不到……我希望能把抽象的内在规律性总结出来,也希望通过实际的访谈和调查,对社会现象起到总结作用。
我只是一个做软件的人
我有一个专门针对互联网研究的“ROST虚拟学习团队”,一部分是我带的研究生,一部分是武汉大学及其他高校的本科生,还有一部分就是各地网友。我们建了很多个QQ群,现在有1300人左右。这些网友为我们搜集材料,提供专业领域的意见参考,或者构建模拟舆论场。
当初做“ROST反剽窃系统”,媒体给了我“反学术不端斗士”的称号。我不喜欢媒体贴标签,强调了某一面,却忽略了平凡性。像我这样的普通老师,“反学术不端斗士”显然是误读,我只是一个做软件的人。
做反剽窃软件的初衷是希望它能够有用处,后来突然停止研究,因为它的寿命已经到头。我们基本上解决了理论性的大问题,剩下的是一些很琐碎的技术性难题。其实继续做下去也可以,比如选择跟某些机构深度合作,但最终我还是觉得,不做这件事比做这件事更符合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就好像挖矿,是选择继续往下挖、越挖越深,还是找一个新的地方挖?这涉及以后的定位,如果我继续往下挖,就会被大家真的认定为“反学术不端斗士”了。
我乐于接受采访,因为我能从记者身上了解到很多传播的内在规律。社会中至少有三类人的信息是非常充沛的,角度也是集大成:一类是官员,官员接触的人很多,他们有很多想法,在社会层面上是由高往低看;一类是的士司机,他们信息源非常丰富,透露的信息量也很大,视角是由下往上看的;第三类是记者,他们平视这个社会,当我跟记者打交道时,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很多东西,有效地弥补自己在传播研究中的缺陷。
我一直没考驾照,出门都是打车,我喜欢跟的士司机聊天。我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对市长怎么看?”并非全国的的士司机对市长都是一个看法,有的司机还表扬市长,好像是在株洲。有一次我跟一个司机聊天,他突然给我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你知道武汉的单号的士多,还是双号的士多?”这个问题很怪,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后来他跟我解释:“武汉市实行单双号过大桥的限行,单号每年多过几天大桥,可以多赚几百块钱——所以单号更多。”这个小故事把的士司机的生活状态表达得非常充分,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被我们发现的。
我是一个有网瘾的人
社会意义不是我做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浮现的。
这大概跟我去新疆的经历有关。2010年上半年,新疆大学办出版专业,我过去支教了一段时间。起初我并不情愿,毕竟我当时有一系列研究的想法和构思,新疆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很不利的条件——不能上网,我是一个有网瘾的人。去了新疆,一下子就把我原来的很多观念推翻了,比如原来我太关注网络了,应该更多地去关注现实问题;比如原来我更关注理工科的问题,但那边没法编程,所以我觉得做一点文科的街头访谈也挺好。
我很宅,也不喜欢串门,如果没有非去不可的公共活动,一般就是在家里上网。我每天泡在网上10个小时,宅得最昏天暗地的一次,是三天三夜玩游戏没睡过觉。我几乎是科研、生活、娱乐三位一体,看新闻、刷微博、收发邮件,有时候改改稿子……也不完全是为了研究,我总是觉得,好的研究往往是顿悟、妙手偶得,泡在网上10小时只是一种积累,这种积累什么时候会有量变你不知道。再过若干年,我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找一块地,种地种累以后,就用Wi-Fi或3G上上网,这是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我喜欢苏东坡、段誉和唐伯虎。苏东坡的信息传播力很强,他写的词就连皇帝都喜欢,据说他一首词流传到日本,天皇要沐浴更衣之后才读。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很惊讶:在古代这样的传播条件之下,他能够达到这样的传播力,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至于段誉,他追王语嫣时,那种“傻傻的我,在痴痴地等”的特质,跟做研究苦苦探索是很像的。还有唐伯虎,看透人间沧桑,所以有一种“无花无酒锄作田”的洒脱精神,这种人生态度,在做研究时可以借鉴。
所有的事情都从研究的角度去思考?我应该是习惯了。对我来说,只要是未知的东西,都是可以研究的。
沈阳答问录
问:做这些网络舆论的调查研究,是因为你有着某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吗?
答:首先肯定是好玩。改造社会的愿望,是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产生的。我还是要尽可能既深入社会,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挺难把握的,我还要继续摸索。
问:身为一个技术宅,你看《生活大爆炸》吗?
答:不看。我爱看科幻片,刚看完《钢拳铁甲》,温柔而惊艳。科幻片对我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做事一定要尊重科学,努力扩张自己想象力的极限。
采访手记
即便在《网络舆情和微博问政报告》连续发布三个季度、引起广泛关注之后,沈阳做研究的出发点,仍是“好玩”二字。
他看完《见龙卸甲》,回家做了“赵云一辈子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他一边掉眼泪一边看刘翔退赛的视频,半年后做出了“刘翔复出事件的信息学分析”,既满足了八卦需求,又构建了“评论分析的框架”;他做过一个词频统计软件,有网友用这个软件扫描了黄庭坚的词集,将高频词重新组合排列成了一首新词,沈阳随口就能背出最后四句:“老翁把酒翰墨/何处邂逅新诗/落日江湖一笑/相见天下挽词。”
宅,是沈阳贴在微博上的标签之一,我问他:“你的存在是不是说明了宅在家里也能改造社会呢?”他反问:“是不是每个个体标本都有扶植的意义呢?”采访沈阳,好像在信息与传播研究课堂上对话,所以最后我忍不住问他:“你这样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人说你理性有余感性不足”?他一愣:“是的……确实是……是有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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