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底绿字的第一届“碧山丰年祭”宣传海报上，在“碧山”与“年祭”中间，特意写成繁体的“豐”字独当一面。与这个“豐”字相呼应的，是碧山村内宗祠里挂起的一个“藝”字。

以藝（艺术形式）促豐（丰富乡建），在过去五年里成为碧山村挥之不去的主题。五年前，艺术家来了，他们为碧山村带来酒吧、路灯、书店和艺术理念，收获了赞誉、掌声、揶揄和嘲讽。

五年后，试图借艺术改造农村、丰富乡建的“碧山计划”被按下暂停键。“藝”字条幅被撤下后，那个象征着乡村传统和历史文脉的“豐”字还守得住吗？

开书店、开艺术展、办丰年祭，碧山计划走的是三个路向。

碧山计划策展人欧宁在碧山村看到了一个“乡村乌托邦”的影子。

出生在农村的欧宁，年少时痛恨贫瘠的土地、了无生趣的稻田和毫无生机的农村。长大后他逃离农村，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城市。在经历冰冷的城市人际关系群、快速不待人的高速城市化和生硬的水泥钢筋写字楼后，他转而憧憬缓慢自由的农村生活。再到后来，“改造我们的农村，加速乡村的建设”成为他的目标。2005年，他开始钻研乡村建设理论。在读罢晏阳初关于乡建的思考后，他挥手告别城市，拖家带口来到碧山。

2011年起，他和一干艺术家怀揣“碧山共同体”“碧山丰年祭”等美好愿想，在“共建一个美好碧山村”的希望大道上狂奔，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对乡村建设的那份执着。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说：“用艺术的方法改造和重塑碧山，欧宁是头一个。”

位于皖南黟县的碧山村是典型的徽式村落。在欧宁的印象里，“徽州农村是中华乡土文明沉淀深厚之地”。碧山村在商业气息浓重的西递、宏村的包夹下，氤氲出一份罕见的遗世独立。电影《小花》中，漳河浅浅流过云门塔那一幕，第一次把碧山村的开放与包容呈之于世。“这里很开放。”欧宁说。

不过，远离商业开发的碧山村也有所有农村的痛点：空心化严重。“当这地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整个乡村死气沉沉，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和空间的时候，我是很痛心的。”钱小华说。

2011年8月26日，第一届“碧山丰年祭”展开帷幕。开书店、开艺术展、办丰年祭，三条腿走路的碧山计划在被植入文化和艺术的细胞后，吸引了广泛关注。

在正式开始碧山计划前，欧宁做足了功课：除了请各类专家学者到碧山做田野调查，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音乐人朱哲琴、平面设计师小马和橙子、服装设计师马可等，他还对黟县的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手工艺、历史资源等逐个进行梳理、调研。他所倚重的，是基于田野调查而做的乡村文化实验，期待以文化滋养乡村，用艺术重塑碧山。

“在水泥丛林里，我们连天空都看不见。”

如果把碧山计划比作一出主题为“挽救乡村文化和弘扬民间艺术”的大戏，那么“乌托邦论战”就是这出戏中不可忽视的转折点。

碧山计划推行的第四年，哈佛大学博士生周韵的《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一文让碧山计划备受质疑。文章对碧山计划的目的和方式进行质疑，引发了一场关于精英与大众、先锋与落后、知识分子与普通农民的新世纪乡建大讨论。

外来中产谈理想，本地“土著”重实利；精英阶层需要夜空来畅想乌托邦，本地住户要求安装路灯来照亮农耕路；台上的知识分子引经据典谈乡建，台下的碧山村民聚集围观不知所云……到底是按照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重建碧山，还是遵从本地村民的态度拥抱商业开发？谁也说不清碧山该走哪条路。与此同时，碧山计划受到干预，碧山丰年祭办到第二届，被当地政府叫停。

尽管饱受质疑，但欧宁对于碧山计划的推动还是收到了广泛称赞。中国乡村建设研究家、《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表示，欧宁尽最大可能让自己融入当地文化，尽管个人的趣味难以立刻让当地村民适应，但他在推动碧山计划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多元的乡建方式，把现代艺术和文化的理念慢慢注入碧山。“这很了不起。”梁鸿说。

专题纪录片《先生》曾在介绍晏阳初的开篇中，由欧宁和他的碧山计划，引出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田间地头去”的乡土情怀。其实不仅欧宁，梁漱溟口中“在九地之下的农民和农村”，吸引了一大批投身于这场名叫“新乡村建设”的运动的知识分子。

比如邱建生，这个把晏阳初的《教育思想研究》奉为圣经的年轻人，如今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总干事。“我原来是个很‘激进’的青年，读了晏阳初以后，就来了个急转弯。在乡村建设方面，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了。”

在邱建生那篇《为中国找回晏阳初》中，他引述了美国作家赛珍珠关于乡村建设的文字：“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及其同事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村庄并不需要门，一切都是开放的，雨水从天井落下，鸟声可以穿墙而入，而在水泥丛林里，我们连天空都看不见。”被迫暂停碧山计划后，欧宁留下这样一段文字，离开他生活了五年的碧山村。

写满“藝”字的条幅也从碧山宗祠撤下。碧山丰年祭被叫停后，没人知道那幅“碧山豐年祭”海报被安置于何处。那个卓尔不群的“豐”字，会伴随碧山计划的暂停，在碧山彻底消失吗？时间将会检验一切。

百年乡建实验录

晏阳初

项目：河北定县乡村建设

时间：1920年代

理念：晏阳初认为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一个更好的世界需要有更好素质的人。他总结中国农村的四大病象——“愚”“穷”“弱”“私”，提出“以文艺教育救愚，培养知识力；以卫生教育救弱，培养强健力；以生计教育救穷，培养生产力；以公民教育救私，培养团结力”。

他同时认为，要“化农民”，需先“农民化”，主张和农民打成一片，虚心向农民学习请教，与农民共同生活劳作。他开创 “平民教育”，并系统整理了“乡村建设理论”。总体来说，晏阳初的思想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他主张以西方公民社会的理念去治理乡村，让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相结合，“除文盲，作新民”。

卢作孚

项目：重庆北碚乡村建设

时间：1920年代末

理念：民生兴邦，实业救国。认识到“依靠军阀救乡村不现实”后，卢作孚开始提倡“实业下乡”，在乡村注入资本，兴办企业，从而刺激乡村经济发展。同时，他积极提倡乡村自治，倡导基层民主，建立直选制度。

卢作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乡村现代化”上：修铁路、开煤矿、办纺织厂、兴建公共文化设施等。他对乡村老百姓非常有信心。“谁说中国人无办法？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

梁漱溟

项目：山东邹平乡村建设

时间：1930年代

理念：梁漱溟的乡建思想继承了梁启超“新民说”的济世观。他不希望依附政权去做乡建，而是以礼俗代替法律，更广泛地依赖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并推动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或文化运动，从而敦促农村中的大多数人自觉养成“新政治习惯”。

梁漱溟更看重的是底层的“自醒”。“让多数人从被动地位转到主动地位，从散漫消极变为积极团结。”他认为农村乃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近百年史即一部乡村破坏史，西洋文明的输入使儒家思想丧失了独尊地位，破坏了伦理本位的礼俗秩序。”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博纳百家所长，对农村进行新文化教育。

陶行知

项目：晓庄师范学校和山海工学团实验

时间：1930年代前后

理念：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长久以来存在误区：“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们从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他提出“募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乡村改造宏大目标。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核心，是“教育救国论”。

温铁军

项目：河北定州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时间：2003年前后

理念：温铁军和几家单位建设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此前曾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他特别强调组织的重要性。“高度分散的小农什么事也干不了，所以一定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它才有自我赋权的能力。”

在乡村建设方面，温铁军主张渐进的改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要在城乡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欧宁

项目：碧山计划

时间：2011年

理念：通过碧山计划、碧山丰年祭、开办书店这些活动和工作，持久地和村庄发生关系。反对极端商业化，但能接纳对农村环境友善的良性商业活动。

他期待碧山计划能充当一个协调人的角色，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并对碧山的发展模式产生更多元的影响。不过随着各项活动被叫停，以及自己在当地生活的诸多限制，欧宁对碧山计划的思考开始发生改变。

2015年接受采访时，欧宁承认自己当初在碧山的计划和策略有些操之过急。“文化在乡村经济建设差不多的时候再进入，可能效果会更好。”

梁鸿谈碧山计划

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种子终会生根发芽

采访/赵渌汀

梁鸿 作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乡土文化研究者，《中国在梁庄》作者

我从来不觉得它“失败”了。它只是被暂停了，但留下的东西却值得细细品味。有些刻在深处的东西，不是简单让它暂停了，就以为能立刻消失。

《新周刊》：2011年的首届“碧山丰年祭”，欧宁请了你过去助阵。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梁鸿：对，我去了。我记得当时阵仗很大，来了不少高校老师和媒体人，黟县传统祭祀仪式也相当有趣。我一直觉得欧宁在做一件正确无比的事情，他在为乡村祛魅：在迈进一个范本式的乡村后，他以开路先锋般的勇气，把农村的现实一层一层剥开，用艺术的形式展示给你看，给大家看。

《新周刊》： “正确无比”的碧山计划也曾被人质疑，一位哈佛女博士就提出七个问题质疑碧山计划的初衷。

梁鸿：欧宁是个有性格的人。这种人能成事，比如他能推动很多事情；但也经常被人误解，因为他有时候确实太自我了。这现象太正常了，不光是碧山计划，我们社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任何人，其实都难逃这个规律：真正想做事的人，往往都是谤誉相随，所受的掣肘自然不言而喻。

欧宁已经离开了碧山，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值得回味。这种通过艺术进入乡村的方式，让乡村建设不仅仅停留在纸面浅谈，而是赋予乡建运动多元内涵。

《新周刊》：碧山计划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生态格局？

梁鸿：这是肯定的。我去过好几次碧山，每次去感觉都不同。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那里的人对于艺术、文化的看法肯定有所改变。开摩托的、开旅社的、做买卖的，现在都能聊上一两句文化艺术，这在此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进步。

改变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格局，过程漫长，需要长时间的倾力耕耘。所以我觉得碧山计划此前是在播种，播种文化和生活态度，就等着之后慢慢收获吧。

《新周刊》：回过头来看，碧山计划为什么失败了？

梁鸿：我不同意“失败”的说法，我从来不觉得它“失败”了。它只是因为某些不可控的原因被暂停了，但留下的东西却值得细细品味。有些刻在深处的东西，不是简单让它暂停了，就以为能立刻消失。

欧宁以艺术家和文化学者的身份进入碧山村，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和独立艺术家参与碧山的乡村建设，这其实是在扩大碧山的一种乡村形态。他自己也作出了表率：他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变成纯粹的碧山当地人。这种与当地人融为一体的状态值得倡导。也许有一天，这个地方真的可能产生新东西、好东西。

《新周刊》：碧山和你笔下的梁庄有什么不同？

梁鸿：其实两地也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城镇化大潮下农村的“空心现象”：壮年出走沿海打工，老人小孩留守村庄。但碧山的经济基础和村落形态比梁庄有优势。梁庄毕竟属于北方农村，房屋都是土坯盖成的，经济形态也弱。碧山则不同，它自古就有强势、深厚的经济文化形态，所以欧宁以艺术在碧山入手，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违和感和不适应。

《新周刊》：你曾在《中国在梁庄》中写道：“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贾平凹也说，“农村的最大问题是没了人”。就你了解，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如今是否有所改变？

梁鸿：应该是比过去好一些。过去，包括梁庄在内的中国农村都留不住人，壮汉、小伙子都去东南沿海打工赚钱，留下父母、妻儿在村里。现在这种情况在慢慢地改变。

就我了解，现在一些中部地区的城市开始重视工业发展，而城市建设带动了劳动力就业，这就解决了很多农村汉的工作问题。比如郑州，富士康等企业落户，再加上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对周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很强。现在很多农村人也不愿外出务工，他们情愿去省会城市或大城市讨生计。

《新周刊》：聊回碧山计划。有人把欧宁在碧山做的事情和十多年前温铁军在河北定州市做的乡村建设甚至七十多年前晏阳初在定县做的乡建实验联系起来，你觉得有可比性吗？

梁鸿：我觉得可比性不大，但有共同之处。你提到的这几次尝试，各有侧重点：

晏阳初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主推先搞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然后教育者进行“农民化”，通过与农民共同学习和提高，最终达到“化农民”的乡建目的。

温铁军做的，是以学术调研、智库基地为基础，进行一场缜密的乡村建设实践。他更多从经济政治形态入手，比如建立经济合作社、帮助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开展基层社区组织等。

欧宁是怀着艺术家的情怀在做碧山计划，比如他做传统手工艺复兴计划、做碧山书局。有人说这些效果都不好啊，但我看到的是，很多人愿意去书店里翻翻书，愿意因为碧山计划去了解这个地方的乡村生态，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新周刊》 ：跨越关乎物质水平的经济利益，在农村直接谈文化、艺术等形而上的概念，你认为碧山计划是观念超前还是不切实际？

梁鸿：很多人会认为欧宁的举动太超前，甚至在农村显得不够“接地气”。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叫“接地气”？你指的只是为农民带来经济利益？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太狭隘了。

我觉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利益，是一种观念的启蒙。我小时候看迪斯科就有这种感觉，看迪斯科当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但我能感受到那种新鲜事物活蹦乱跳的朝气，这就是文化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带来的效果可能暂时不如金钱来得明显，但它对于一个人长远发展所造就的震撼力却分外实在。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因为这种影响力而真正正视乡村，正视那些想做事但总是被人们误读的乡村建设实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