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中 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国照相馆摄影师）

52岁的姚建中拍照有34年了，他是中国照相馆现在最老的师傅。

如今这个人们只有在拍证件照、婚纱照才会想到照相馆的年代，位于热闹的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照相馆总店，从未寂寞过。“尤其90年代那会，一天最多能拍300人以上，周末、节假日得四五百人。”姚建中回忆，从1979年参加工作到90年代中期，是照相馆最鼎盛时期。即便现在，周末也是人满为患。“平时拍照得等二三十分钟，到了节假日没有两个小时，是轮不到你的。”他的镜头也记录下无数张中国式表情。

“拍得最多的是婚纱照，尤其上世纪80年代那会。”“文革”期间，由于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婚纱照被禁了。1979年，在姚劲才的坚持下，中国照相馆恢复拍摄婚纱照，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天至少300对。尤其外地的，到北京旅行结婚，不到中国照相馆拍一套婚纱，他就觉得算是一种遗憾。”姚建中的摄影生涯中，见过最多也最真实的笑，就是在婚纱照的拍摄中。“你们笑一笑，高兴点！”那个年头啊，面对镜头，人的表情基本都需要摄影师来指导，连拍婚纱照需要的甜蜜的笑，都要靠摄影师的口令唤起。

“当时的婚纱，只有大中小三套，质地是一般薄纱，首饰都是塑料，花是假花，头发基本也不烫，前面弄一假头帘，上面纱一披。”姚建中的回忆里，那时的笑容和表情，也像假花和假头脸。一套婚纱照，五张照片：两人全身、半身合照各一张，女人全身、半身单独各一张，男的一张半身照。五张照片里的表情、姿势没有任何意外，单调又保守。跃跃欲试的笑，都被岁月压抑在丹田或过去——总之都被锁在镜头外。

90年代，港台影楼陆续进入内地，刺激了镜头左右的摄影师和被拍表情。“那会开始,中国照相馆镜头对面的颜色不再是简单的黑、白、蓝。女性顾客开始烫发、穿裙子，也咧开嘴笑了。可以说,中国照相馆见证着中国人拍照潮流和习惯的变迁。”

领姚建中进这行的，是他的父亲——为周恩来总理拍下一生使用的标准像的摄影师姚经才。一前一后，父子俩的镜头拍过无数人像照，记录下不同时期中国人的面部表情、姿势站位、服饰装扮的变迁。就像爷俩共同服务的“中国照相馆”的名字，父子俩是在为“中国照相”。

刚入行那会，父亲曾给他上了一课。让姚建中用笔在纸上写下“中，国，甲，由，申”五个字，说，一个字代表一个人的脸型。有国字脸，方方正正；甲字脸，上面大，下面小；由字脸，上面小，下面大；申字脸，两头尖。面对一张脸，按下快门前，先要认清这五个字，才能去捕捉最好的表情。——因为这一课，姚建中像父亲一样，染上了职业病：出门在外，看着人来人往，忍不住就盯着人脸看，琢磨脸上的表情构成。“作为一个好摄影师，你得引导人家。长得再漂亮的人，都有缺陷；长得再有缺陷的人，都有一个最好的角度。你是摄影师，你得去观察，去启发，一两分钟之内，你要琢磨出，怎么把他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中国人相对不爱笑，怎么把最自然的笑唤起来。”

正是因为这样，姚经才、姚建中父子通过相机的取景框，捕捉到了社会变迁的大事小情，记录下形形色色中国人时代变迁中的细枝末节，而生活也由黑白到多彩，表情从单调到丰富。

“过去，摄影师同时兼任表情启蒙师。给你摆什么样，导成什么样，顾客照出来的照片，最后就那样，排位姿势也就两种：横着坐，左边一人，右边一人；竖着坐的，前边一个，后面一个。标准的摆拍。现在自由表演比较多，都是：我想要你怎么给我拍，我需要什么感觉，你要抓我哪种表情。”姚建中记得，一次一男一女来照相，女的穿着很华丽，男的身穿黑背心，一身肌肉。准备拍了，男的扑通半跪地上，表情严峻，肌肉凸起，说：拍吧，就拍这块肌肉，我要体现男人的力量线条，别的你都不用管。——这些多为80后、90后群体，姚建中也喜欢记录他们的心理表情。

“以前总等着拍笑，现在哭了的人家还要，抓拍的表情顾客更喜欢。”姚建中记得，拍孩子最明显，以前最难的工程是如何逗孩子笑，等一天等个笑脸，现在抓拍孩子哭，成了最热门的。一次拍一小孩，刚抱上来，照完一全身照，小男孩儿就在毯子上尿了尿，摄影师把这过程都拍下来了。家长乐了：我最想要这个。“现在的人跟过去的想法不一样了。表情的变化，也是心理的变化。”

拍照这么多年来，姚建中拍过的人，主要分为三种：领导人、演艺界人士、普通人。领导人基本是标配动作，要传达正能量，大则体现国家形象，小则反映美好生活。摄影师身兼古时御用画师的审美使命。演艺界是最好拍的，“不需要引导，姿势、表情什么的，人家全部自带。站着能拍，趴着也能拍，往左能拍，往右也能拍。没拍几张，人家就过来说：我看看，这表情不好”。往往，往右或往左那张要删掉，摄影要身兼美图秀秀的功能。更多普通人的变化，正是这个大时代的表情注脚——人们的表情活了，苦笑变真笑，或变不笑（装酷），再变真酷（面瘫族），规定动作变自由动作——总之，人在镜头前，更像人了，更像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