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警惕心极强。他和记者一起路过他上班的大楼——全国最高法院，随口说了一句：“全国的死刑都在这里复核。”记者想再多问一下，他小眼一眨，立马把问题掐死在摇篮里。“这就是一栋普通的写字楼，工作的事情不能谈。”

何帆承认自己年纪越大越谨慎，这和他，既身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又是最近一系列介绍美国司法的热门书籍翻译者的双重身份有关——“微妙身份会招来质疑。”有人批评何帆只懂美国司法，何帆觉得很好笑，“我的本职就是研究中国司法”。作为一个法官，何帆很难面对公众畅所欲言，如今面对记者，他申明他以—位司法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来接受采访。

2013年1月，何帆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开讲座，开场，他亮出美国最高法院现任九位大法官最新一张“全家福”，他没料到，现场的一个中国女孩准确说出了所有法官的名字。而在2011年，美国本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5%的美国人连一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名字都说不出。作为《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一书中文版的翻译者，何帆对此有点小得意。

何帆坦言翻译带给他成就感。2011年，他翻译了《批评官员的尺度》，此书在数年中获得国内各类好书奖。2012年年初，韩寒与方舟子之争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不少网民引用该书大量观点。他甚为欣慰，“非法律出身的人也开始有意识地去思考公共人物言论的尺度和限度问题，这就是翻译的价值”。

“如果对某个机构运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土壤缺乏了解，任何赞美和贬低都是廉价的。”

好友柴静曾总结过何帆的小半辈子：“年轻时的性情难免有点像杨过，飞扬跳脱，聪明外现。现在他的人精儿气质也被世界修理得差不多了，开始走郭靖那种拙朴的路子。”

何帆曾在武汉做过四年警察。“接触了吸毒的、喝醉酒的、打老婆的、江湖卖艺的、流浪行骗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长期“接地气办案”的何帆心中郁积了疑问：究竟对错如何界定？他想用科学且系统的方法找到答案。于是，他回到学校念法律，缘由是“思维的契合”——他一听别人说歪理就着急。在那段日子里，何帆还写过一本被读者认为是超有情书感觉的小说。所以，年轻的何帆被形容有“杨过”气质：痴情、随性、不妥协 。

2006年，读完法学博士，何帆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供职。2008年，他受邀翻译《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一书。几年下来，他吭哧吭哧地翻译了一系列美国法政和大法官题材的著作。翻译速度让好友刘瑜大呼：“我谨代表各界懒人请求何帆把出书的速度降到我们读书的速度之下。”这时，他渐渐现出“郭靖”性情：勤奋、敬业，做大事，顾大局。

在《九人》一书里，右翼保守派反对堕胎、支持死刑、赞成公民持枪、对利益集团的政治表达不那么警惕，但对维护有色人种权益的平权法案却颇为反感。左翼自由派则在上述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九个大法官热热闹闹地“吵架、投票”。何帆身边有朋友认为，美国的大法官们有绝对的权威，美国是“九个人统治的国度”。也有人读完《九人》后唏嘘，“美国法院不过也是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充满政治化”。

在何帆看来，对美国“司法至上”和“司法政治化”的两种判断都过于标签化。他在今年7月出版的译本《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序言中写道： “如果对某个机构运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土壤缺乏了解，任何赞美和贬低都是廉价的。”

党派之争如此深入地影响司法判决，不偏不倚的法治是否可能？读完《九人》一书，刘瑜发现何帆笔下的大法官们，虽然有着各自鲜明的政见和立场，但同时对宪法具有堪称“原教旨主义”式的情感。比如，2004年的“克劳福德诉华盛顿州”一案，就被告是否与证人有“面对面”对质的权利，大法官们围绕如何诠释宪法第六修正案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重新肯定了“为避免政府滥权，证人庭外陈述不可取代出庭作证”的原则。

“翻译《九人》一书，‘八’了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的生活。”

怎么会想起去翻译那些美国司法著作呢？相比“为了理想和抱负”的说辞，好友柴静更乐意调侃说这是何帆靠“低级趣味”追求来的成果。“他特能说段子，段子大多又不能写出来，可能是憋坏了，才翻译了《九人》一书，‘八’了下人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的生活。”

的确，《九人》里人性和世故的“边角料”，总让何帆“动情”：刚接触美国司法的时候，他内心总偏向自由派大法官，译到大法官奥康纳辞职，保守派当政时，心往下沉，差点儿撒手不译了。奥康纳是美国最知名且受人敬重的大法官，同为法律人的丈夫约翰无条件支持她，多年随着她的工作辗转各地。他们五十多年从没分离，晚年丈夫患病，每天坐在她办公室里看书，偶尔抬头两人交谈，岁月静好。75岁，她放弃首席大法官的可能，辞职照顾丈夫，但是约翰得了老年痴呆症，不再认得她了，在疗养院与另一个女病人相爱。她去医院，“看到他们一起拉着手坐在露台上，随意地晃着手臂”。但奥康纳常常去探望他们，她说“为他的快乐而快乐”。 柴静感慨，“比起这本书的正文，我认为何老的注释，译者序和八卦更好看一点”。

在好奇的八卦背后，翻译是件要求耐性且寂寞的活儿：要明确事实背景、弄清精准含义、核准人名、理顺语法。从2007年至今，何帆已经先后翻译了《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批评官员的尺度》、《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等著作；主持策划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著有四本刑法学术著作，还写了一本《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

这背后有他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劲，“看你会不会安排时间。很多人说没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其实都是借口”。在何帆看来，八卦欲和求知欲，没太大区别。一旦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词汇，何帆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八”。他在手机里下载了各种娱乐周刊类的App，说起读高中每期必买的《舞台与银幕》，他语气还有点亢奋，“你知道吗，那时候没有网络和时尚刊物，这份报纸是市面上唯一看得到的八卦信息源：TVB连续剧的分集介绍、港台明星的花边新闻，全靠它了”。如今，除了追看TVB，何帆还着迷于美剧，热门美剧一部都没拉下看，手机铃声是美剧《迷离档案》片头曲，最近他甚至在心仪的美剧字幕组中寻找合适的译者，邀请其加盟他主持的“燃灯者”书系的翻译工作。

“这个社会需要共识和新知，而非怨气和情绪。” 

“许多事情的对与错并非截然分明，而是情理、法理、伦理纠缠在一起，一团乱麻，所以最好不要随便下结论去断明事实真相。”“微博控”何帆从不轻易相信网上的说法。

这种对体制运转微妙分寸的在意，一部分源于何帆当警察的“接地气”经历。当年，他在武汉当警察，武汉的婆姨邻里在街上吵架，何帆用普通话去劝架，被人家一句土话噎回去：“外地人滚开，别管我们武汉人的事！”等何帆真正学会说武汉话了，用本地话去调解，很快就搞定了。“书本上讲你要文明执法，你真文明了他们反而对你很抗拒。相反，你说几句本地粗话，他们还挺高兴的。”

另一部分，也源于何帆的包容性格。在好友刘瑜看来，何帆“特别有包容性、特别适合边缘性的角色、亦正亦邪”。事实上，何帆的朋友圈的确很广，横跨体制内外，“左派右派都有”。常常与立场相左的两帮人混在一起，也助他修炼“换位思考”的功夫。

这种“由此及彼，反求诸已”的思考路径也贯穿于何帆的翻译之路。翻译《九人》一书时，何帆刚更换工作岗位，在司法改革办公室研究司法改革。翻译时，中美两国司法情况的复杂性在他的眼皮底下碰撞交织在一起，“翻译也是学习”。　　

记者问他，应该如何借鉴美国司法制度中的优点？他“纠正”：研究不是为了“借鉴”，而是“参考”，“呈现复杂比一味赞美更重要”。“复杂性的说法容易会被盖上‘国情论’的帽子，但不是说情况复杂就不去改革，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适当解决方案。”　　

接下来，他打算组织一批中国法官翻译美国法官的演说集，“法官最重要的首先是对公正的追求，在个案中实现公正。法官必须去尊重法律，不能一边骂法律是个屁一边审判”。说到这点，他语气难得有点愤慨。

近来微博网民们对唐慧案、李天一案等事件及其中所折射的司法独立性争议纷纷。何帆注意到，许多法官甚至包括法院院长都会在微博潜水，“大家都很清楚民意走向。”对于国内的司法改革，他强调最重要的不是讨论如何应对民意，而是如何确保法院的司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出于法官的职业伦理，他不同意记者将其“个人看法”公之于众。在这个缺乏权威性且备受争议的行业，他特受不了“缺乏职业伦理，分内的事不好好做”，“很多律师发表庭外言论时，只顾宣扬自己的正义感和正确性，却忽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不合适的”。　　

何帆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兼容”。美国律政剧《波士顿法律》打动他的原因在于，“每一个话题，正反方发表观点，都非常有道理，这是编剧特别牛的地方”。最初为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得势而忿忿不平的何帆，如今欣赏起极端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有些人不明白，何帆说，“你认真看他的判决书，逻辑很漂亮，一切都能自圆其说，凭什么你认为他就是错的？”

何帆微博上的简介，是已故美国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的一句名言：“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在他眼中，这个社会需要共识和新知，而非怨气和情绪。“关于强奸幼女者是否该判死刑的话题，许多观点都老调重弹。但有个观点说如果强奸幼女者一律判死刑，可能导致某些人杀人灭口，反而不利于保护幼女的生命安全。这种思考角度有意思也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