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跟日本不一样。天皇万世一系，中国则经历了好些朝代，每个朝代都有国号，但没有国庆节。那时的皇帝，不懂得需要搞一个开国大典。当然庆典是有的，就是皇帝或者太后的生日，称千秋节或万寿节。尤其是逢十的时候，往往格外隆重，自然，也格外地费钱。

清朝最隆重的庆典，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为太后庆祝70岁生日，钱花得像流水一样。当时正值盛期，内忧外患皆无，国力强盛。浪费点银两，似乎并不伤元气。第二个盛典，就是1894年西太后庆祝自家60岁生日。第一个庆典，是做了皇帝的儿子，为自己的亲娘撑口袋，打着孝道的名义摆谱，属于儿子孝敬娘。第二个庆典，名义上固然也是儿子孝敬娘，亲政了的光绪，给名义上的娘——皇爸爸过生日。但谁都知道，光绪亲了政，当家人依旧是西太后，过生日，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整热闹。

但是，有钱办庆典是一回事，没钱也要强办，是另一回事。自打祺祥政变开始，西太后当了34年的家，自我感觉不错：长毛是在自己手里平的，洋务也办了，跟法国人打了一仗，虽说丢了越南，毕竟没伤筋动骨。拍马屁的，都说是中兴了。可是，太平天国这场大乱，实在是太大了，光人口，就损失了不止一个亿，举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没有过战乱。元气大伤的大清国，即使中兴，没有个几十年，也难以复原。况且，这个老大帝国，西方列强还总是惦记，大的侵略不多，小的纷扰不断。东方崛起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惦记着吃掉朝鲜和中国。中日之间的较量，一直都没有了局。到了筹办庆典的时候，中国的海军虽然有了规模，陆军却出了问题。老的八旗绿营改造没戏，但新的勇营，湘军早已半残，淮军也暮气沉沉，重蹈绿营的覆辙。中国的现代化，铁路和电线，都比日本晚了一个节气。洋务事业，还在官督商办阶段，多数都在赔钱。军队的整顿，虽然已经有了计划，但具体的行动，八字还没一撇，所谓练军，刚刚有个影子。

在一个到处需要钱的时候，举办一场空前规模的祝寿庆典，最大的难题，就是钱。但是，好热闹的西太后，并不打算节省开支，排场一定要足够。一个每年财政收入不过7000万两上下的国家，每项开支都是特定的，为了那些费钱的洋务事业，挪用、挤用，已经寅吃卯粮了。如果西太后的庆典所需在100万以内，也许还可以挤出来，但是，西太后怎么可能就用这么点？那就得另外想辙儿。

我们现在知道的结果是，这番庆典，一共用了700多万两。其中，户部拨款400万两，包括挪用的海军经费。此外，各级官员报效养廉银121万余两，官商额外报效167万余两。各省不分大小贫富，一律3万两，18行省一共54万两。其中报效最多的，是长芦两淮盐商，各报效40万两；最少的，是寒酸的钦天监，才200两。宫里的太监，宫女，奶娘之类，无论地位高低，都有奉献，估计都是强捐的。官员中，奉献最多的，是太仆寺卿林维源，一人进了3万两。此公系台湾首富，官儿是捐来的。总税务司赫德，也很识趣，孝敬了1万两，因此还得到了老佛爷的传旨嘉奖。

所谓报效，在大官，也许是马屁，在小官，包括太监，则是强捐。不过，当时有个好听的名头，叫做给太后凑份子。一个大而穷的国家，没有钱，即使靠臣子凑份子，也要摆个大的排场，现在看来，真叫有病。但是，这样偏好，还就是顽固，多少年都治不好。

不幸的是，祝寿当口，中日打起来了，西太后实在不好意思在京里大办，于是下令规模缩小，只在宫里办。否则，700万肯定打不住，亏空还小不了。日本那边，也有报效，从天皇开始省钱，国民节衣缩食，凑海军经费，我们这边，大家凑份子，挤占海军经费为太后过寿。两边的仗，能打成什么样，其实胜负已判。

说起来，西太后在统治者中，还算是个明白人，但即使这样的明白人，国家也是用来给她享受的。伤及她的权势，损害了她的享受，怎么都不行，除非，天塌地陷，连吃喝都没有了。像庚子年那样，逃一回难，才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