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景气时，励志书会畅销。情怀黯淡的时候，青春励志片会卖座。

截至6月3日，《中国合伙人》的票房达到了4.3亿，考虑到院线优惠活动以及在三、四线城市的票价设置，这意味着有远超过1000万人次走进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

过来人看见美好的旧时代，社会新鲜人看见冲突的价值观，学者看见现代企业制度，出版人士看见反盗版法条以及谈判戏的不合常理……影片争议最大的点集中在“将尊严混同于（金钱意义上的）成功”的价值观。不过，反对的人，大多也不反对这是一部“技术上精致、值得去电影院观看的电影”。

“文艺青年们期待我应该讲出《甜蜜蜜》的导演应该讲的话，但我要说，永远不可能。”陈可辛从不讳言自己是用商业的手段拍文艺片，在他心目中衡量电影最坚实、最客观的标准，是票房。

《中国合伙人》的票房成功和这些元素不无关系：角色设置符合好莱坞大片故事的人物结构，裹挟着强烈八十年代气息的音乐，还有各式花样的爱情、蛊惑人心的口号式台词、大人物早期不为世人所知的伏笔，甚至还有巧妙嵌入的对政治人物的调侃，以及一层怀旧的情怀——最后一点常被视作陈可辛的电影底色。

影片历经7次试映和3个版本的修改，当最后一版剪出来试映完毕，联合制片人田朴珺就知道：“这事儿成了。”

看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了。柳传志看完电影已是夜里十一点多，还意犹未尽，坚持拉着她和马蔚华、牛根生，“坐下来，聊聊”。比起这些反馈，她更在乎是否能打动普通观众。从事文化传播的小姑娘接到大学室友的电话：“还记得毕业时我们说要一起创业、一起做件事吗？现在还来得及吗？”

田朴珺庆幸自己参与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她与陈可辛在后者监制的电影《三更之饺子》中相识，此后陈可辛在内地拍电影时，常常向田朴珺咨询关于融资的问题。有时，他要判断一个不熟悉的项目是否值得合作时，也会请田帮忙给意见，其中包括《中国合伙人》。

5月13日，电影在清华大学的首映当晚，陈可辛发了一条微信给田朴珺：“这部电影除了我，你是最大的功臣。”

作为联合制片人，田朴珺带来的不仅是一部分投资，更重要的是在电影的商务营销工作中，她具有强大的沟通和协调能力。田朴珺动用自己的关系，邀请王石、冯仑等企业界人士来和创作团队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剧中很多细节，就源自这些真实的分享。

在陈可辛看来，他的合伙人田朴珺最厉害之处在于毅力，相信一件事可以做就冲去做：“一个团队里，往往需要这种‘不管怎样都要做’的人。”

当然他们也会像所有的导演和制片人那样发生争执。比如，第一个粗剪的版本试映后，田朴珺不满意，认为其中的闪回太多，容易令观众出戏，但陈可辛坚持自己在艺术上的创作。好在，两人都很开放、会反思，最后彼此做了让步：保留闪回镜头，但数目减少了。

中国梦是虚幻的概念，但个体通往梦想的道路是多样的。陈可辛觉得，对于剧中有争议的“撒钱、送别墅、捐赠实验室”等情节，戏中人嗤之为“土鳖”，有人嘲笑这种价值观，也有人会认为这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的真实经历，在导演陈可辛看来，“就只是人物而已，必须忠于人物个性，成冬青会做这样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友情，成冬青和孟晓骏的价值观不一样”。

电影本身如此，电影讲的故事和它映照的人生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