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换帅风波已过去数月，但围绕《读书》的讨论仍可深入。

《读书》创刊以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它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因它最早把“公共学术”这一理念，带到了读者面前。它既不同于学术刊物，也和面向大众的报刊杂志有所区别，试图建立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知识共识。从陈原、范用，到沈昌文时代，作者既有金克木、董鼎山、黄裳、张中行等老一代作家和学人，也有刘军宁、赵一凡等新一代学人。《读书》当年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精神地位，与它对“公共性”的注重不无关联，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学术和写作话语的公共性。

1996年汪晖执掌帅印后，风格大变，学术性似乎增强了，但“公共性”大减。原本的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气息没了，派别立场、学科界限越来越明显，文风也变得晦涩艰深。对《读书》来说，这实质是一种倒退，从“公共学术”退化到“半学术”，即没有相对的专业性，也失去了过去的可读性。虽然这和90年代知识分子的共识破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和主编者对“公共学术”的理解偏差有关，使其不再注重寻找和培养“学术中间人”，过去活跃在《读书》上的那些公共学术的写作者渐渐消失了。

新世纪后，大众传媒的一个变化，对《读书》吸引作者、读者也构成了很大影响，就是各报刊评论版的诞生，既有时政评论，也有思想文化、读书、影视评论。从最早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到后来的《新京报》、《东方早报》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打破了《读书》“公共学术一家独大”的局面。大量媒体评论的出现，标志着由《读书》最早倡导的“公共学术”在中国的全面崛起。这种文体，虽然既不属于学术，也难以划归到文学，但却成为当下知识空间中最活跃、最普遍的文体，包括网络博客也有大量的这类评论文章。但在“公共学术”崛起的这一轮浪潮中，《读书》几乎是失语的，它也没有认知到自己曾是“历史的先声”。

媒体评论作为一种新兴文体，会在成长发展中拥有自己的文体观，会形成自己的文本秩序，也会形成自身对文本创造和审美认知的独特判断标准。尤其网络的普及，不仅改变了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分享的途径，也在改变人们对学术和知识标准的看法。相信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这种来自学术转型的压力，因为每个时代对学术空间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一个时代的学术共识，不仅与它的思想语境和社会体制有关，也与传媒技术的演变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愿为报刊或网络，撰写一些不被学术体制认可的文章，也意味着对公共学术的认同。这种变革或许不会改变学术的定义，但肯定会改变学术空间的构成与表现方式。它一方面使学术的流动变得更加动态和多元，模糊了文史哲学科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使公众能更多地参与到公共精神的创造中。

所谓公共学术，就是让知识分子打破专业藩篱，摆脱对权力与资本的附庸，让抽象精深的学术理论走出象牙塔，通过面向大众的方式，来剖析和研究现实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它体现了一种带有学术背景的社会关怀，有意识地将理性和批判引入公共领域，让民众去关注和审视那些他们曾经遗忘和忽视的东西。所以，它更在意的是与民众可以沟通的知识共识，而不仅仅是专业视角。它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使原本在文本中静默的学术话语，变成了伸向现实世界的触角，学术话语与真实世界的联结变得更为紧密。

公共学术在意的并非是和同行的探讨，而是与公众的交流，它试图改变的是集体记忆或公共思维模式，并以此作为基础，达成对学术、知识和社会的修正和发展。它不仅改变了思想的生成和传播方式，也改变各种权力对知识和思想的压制。如萨义德强调的，只有当知识分子在专业之外“流亡”和“居无定所”，成为不附着在任何具体学科上的通才，才可能不断打破各种思想与经验的疆域，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思想空间。公共学术正是“自由地漂浮”在各专业学科之上，使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更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不仅独立于权力体制和知识体制，也摆脱了集团利益的束缚与市场的操控，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公共事务中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读书》是公共学术平台的发端，而它的式微同时也标志着公共学术的全面崛起。在今天的这场公共学术崛起的洪流中，仍然期望《读书》能珍视它曾经的地位，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公共学术这一洪流中来。随着越来越多人的介入，相信它不仅会贡献出更多的具有知识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作品，也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重大社会事务的决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