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八旬的褚时健，双手抱臂，交叉放在胸前。在社交心理学上，这种身体语言带有拒绝的意味。

同一个镜头里，站在褚时健背后、亲密地搭着他肩膀的田朴珺，尽管面部表情也算不上放松，嘴角的弧度却相当标准。

后来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田朴珺发表了一篇专栏，并配发这张照片。褚时健随后澄清：“非我所愿，王石在不能不给面子。”这位老派企业家还说，对于王石和田朴珺的关系，“思想保守的人，总觉得哪里不合适”。

觉得不合适，又不能不给面子——倔强如褚时健，一生数次战胜命运，却始终无法摆脱人情。

给熟人情面是中国社会的规则，但如何对待介于熟与不熟之间的人，着实令人为难。在名人身上，这份为难又给名利场延伸出某种汲汲营营的装熟空间。

田小姐显然深谙此道。她在那篇后来被褚时健认为有许多错误的文章写道：

“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那时候，‘褚时健’三个字是金字招牌，他随手写张纸条就相当于几十万，褚门难进，一面难求。”

“我们一进门他紧紧握着我朋友的手半天。”

标榜独立、号称不愿做“王的女人”的田朴珺，事实上是个借力使力的高手。

摄影记者唐师曾在利比亚时，兜里揣着一张与卡扎菲的合影，每逢关卡，顺利放行。

与大人物的合影，在战场尚且能当通行证，更何况名利场？蹭合影虽非新招，却百试百灵、颠扑不破。

每年巴黎时装周，“老佛爷”卡尔·拉格斐都是大小明星虎视眈眈的“肥肉”，哪怕只蹭到这位时尚教父的一个衣角，也意味着话题度和曝光率。

于是，在2012年的巴黎，当姚晨亲吻老佛爷脸颊的瞬间传遍网络，犹如一记冲击波，震动了国内时尚界。最大的疑问莫过于：他们有这么熟？

最后还是姚晨自己揭秘：“她们问我：卡尔和你聊得那么热乎，都说啥了？我老实回答：他说的是法语，我真没听懂，只好一直冲他乐。但这位可爱的老佛爷最后说的那句英文，我听懂了。他说：来，姑娘，给我两个吻吧。”

听不懂没关系，能同框就行，越亲密越好。热热闹闹的秀场，没人有空聆听。美国现实主义小说《欢乐之家》中，混迹上流社会的女主角一针见血地说道：“一个女人被邀请出去做客，被邀请的不仅是她本人，同时还有她的服饰。我们必须打扮得体体面面、漂漂亮亮。”

在“半上流社会”，装熟更是基础技能。以“亲爱的”互称的两个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反正逢场作戏，一拍即散。

有人总结，那些热衷参加各种慈善拍卖、新车发布、画展开幕、洋酒品鉴、商会宴请的“派对动物”，一种是冤大头，纯粹图个门庭若市；一种是机会猎手，专为做生意找路子；“还有一种，说难听点叫混派对串子。好比跟巩俐的经纪人的化妆师合个影就算走进了娱乐圈，看见潘石屹手下的一个小部门经理就是走进了地产界，或者在聚会上，他们得了某个国学大师学生的一本赠书，那他们也就得了大师的真传”。

不认识的可以装认识，已经认识的可以装熟识。众人拾柴火焰高，明星也需抱团取暖。

天涯社区八卦版一直津津乐道的几大组织，最老牌的是天后领衔的“六年一班”，对岸有大小S搭台的“七仙女姐妹淘”，新晋的还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鼻同眼同医生”的“假脸姐妹团”。

不过，就像论坛上的“闺蜜帖”多半都是黑“闺蜜”一样，名利场的“闺蜜论”陷阱重重，装熟有风险，谨防被打脸。

就连久经沙场的范爷也吃过这门亏。2009年拍摄《非常完美》期间，范冰冰对媒体称自己和章子怡是闺蜜，章子怡知道她在学英语，送了英文教材，并且“劝我找个外国男朋友”。

而作为当时如日中天的“国际章”，章子怡在媒体求证“闺蜜论”时，先是没听懂的样子，然后委婉表达“戏里肯定不是闺蜜，戏外彼此都很忙”。

只是名利场风云难测，电影上映没几个月，章子怡就遭遇了“泼墨门”，星途急转直下。如今时移世易，即使借《一代宗师》翻盘，再回到高端社交圈子的章子怡，少了飞扬跋扈，多了小心翼翼。

名利场上，比起秀女人之间脆弱的友谊，男人就相对安全许多，至少“男闺蜜”不会主动出来拆台——当然，对方有正主的情况除外。

装熟达人田小姐贡献的另一个案例便是《我的男闺蜜——你不知道的陈可辛》。字里行间，关系杠杠，他的电话24小时畅通、他情绪不好时需要安抚、他十条牛仔裤穿了十年，还有他和吴君如的女儿喜欢的颜色……总之，别人不知道的陈可辛，只有田朴珺知道。

有人说，这就是一篇“如何作死惹毛正宫娘娘之标准范文”。但“大笑姑婆”吴君如的江湖地位也不是白混的，一句“不用理会什么闺蜜或龟蜜，反正我知道他的心（和财产）归me”，犹如响亮耳光。陈可辛也随后表忠心：吴君如“才是我最好的闺蜜”。

有人秀闺蜜，有人晒兄弟。昆凌晋身“天王嫂”，有人翻出她早年以一名小透明粉丝身份写信向罗志祥告白的视频。偏偏罗志祥在周杰伦婚礼热度未消的当口回应称“杰伦是我好兄弟！人家结婚啦！喜欢是喜欢，欣赏是欣赏，但是她爱的是杰伦”——这种场合之下的装熟，就很尴尬了。

厦门大学教授 邹振东

为什么不要随便叫人“老公”？

文/郑依妮

“我们可以看到熟人社会的很多毛病，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必把熟人社会看得太悲观，也不必急于去批判它。我认为现在的熟人社会的矛盾，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是一种秒针的矛盾，嘀嗒一下，就过去了。”

厦门大学教授邹振东因为在厦大毕业典礼上说了一句“不要随便叫一个陌生男人‘老公’，不管他多么有名，多么有钱”而成为网红。邹振东于2015年卸任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副总编辑、厦门卫视台长，如今出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他的一句话，似乎喊醒了不少人。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人都可以随便喊明星老公，即使与那个被称作老公的人根本不相识，善于意淫与装熟的粉丝还是一口一句“老公”喊得起劲。社交媒体上，众多网友对各种明星、名人大喊老公，任意打开一个男艺人的社交账号下的评论，都可以看到不少将偶像叫老公的粉丝，呼声最高的老公代表应该是“国民老公”王思聪。韩粉的老公也从来没停过，韩剧里的“国民老公”从李敏镐换成了金秀贤，又从金秀贤换成了宋仲基。

那场演讲，邹振东之所以教育学生“不要随便叫一个陌生男人‘老公’”，初衷并不是要去批判什么流行文化，而是与他的“1%理论”有关。邹振东说：“我把这种流行文化现象定义为随波逐流的‘波’和‘流’，我希望我的学生不是这样随波逐流的人。现在很多人在追逐这种时尚，随随便便喊一个陌生男人老公。但是，我建议我的学生，即使你一生中有一百次在随波逐流，但你可不可以给你的人生留下1%的空间？你是否可以保留人生的一点空间，有时候可以不去追逐潮流？1%理论实际上是妥协中的不妥协。”

“当你叫许多人老公的时候，你应该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词留给你老公，这是一种不随波逐流，是一种不妥协的态度。”

许多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约定俗成的。《荀子·正名》对这一说法有非常清楚的阐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意思是，名称没有本来就代表某种事物的，人们相互约定用某个名称代表某种事物，约定了、习惯了，就是某种事物的名称了。

随着词语的变化，如今“日”不只代表“太阳”，“菊花”也不仅指某一种花，“老公”不单是和你结婚的那个人，“同志”不只具有革命色彩，“小姐”也不单指从前的大家闺秀，“黄瓜”也不只是一种瓜。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所指代的意义也在改变。词语本身有脱敏化的功能。“欢”这个字，在古文中指的是动物交配，如“欢腾”最初形容的就是这个意思。“欢”至今还保留一点这个意义，比如“新欢”。连《新闻联播》都说“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时，谁会联想到这个词曾经是用来形容动物交配的呢？

“以前写信给女同学，想要在书信中表达亲密的关系，如果写‘亲爱的××’，那就感觉太直白，很别扭。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称谓用‘Dear’，这样一来就显得很自然了。因为‘Dear’这个词对于英文语境来说，已经脱敏了。英语中对谁都可以叫‘Dear’，把它放入中文语境中，就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张力。”邹振东说，“所以不要把这个太当回事，觉得叫‘老公’对方就要负责任了。当你叫许多人老公的时候，你应该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词是留给你老公的，这是一种不随波逐流，是一种不妥协的态度。”

有一个因语境误解而产生的笑话——某女性收到短信写着：“亲，明天记得去开会。”她老公看了短信大惊：“谁叫你亲？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然后两人吵起来。其实那是因为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里，因此对于“亲”这个词发生了误会。当你在淘宝上所有人都叫你“亲”的时候，你真正的亲要有另外一个词了。因为在当今淘宝的语境下，“亲”这个词已经脱敏，不再具有原来表示亲密关系的“亲爱的”意思。在一些人看来，“亲”这个词已经约等于“你好”，叫你“亲”不代表跟你真的亲，它已经没有任何亲密性，对谁都可以开口认“亲”。

“一些缺乏文化的商人，喜欢攀文化人、艺术家，以体现他属于文化阶层的品位。”

在中国熟人社会中，熟人代表了一种可靠、可信任的关系，相当于熟人圈中的“ISO9001安全认证”。在认识新朋友的场合中，一旦对方表示他和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某某很熟，两人的关系便会迅速拉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胡适因人缘好、交际广，从徐志摩到林徽因，从沈从文到蒋介石，胡适的朋友遍布教育、政治、科学、文化各界。“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中国文化人的口头禅，是当时知识分子群体朋友圈的集体写照。在中国熟人关系的习惯里，人们遇上什么事情都习惯先找熟人帮忙：借钱先找熟人而不是去银行，孩子读书找熟人上好学校，求职找熟人介绍好工作，看病要找熟人认识的医生，甚至买米也要找熟人的店买。

这是一个越来越陌生化的时代，现在人们口中说的“熟”，和以前的“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熟人关系是一种物理空间的接近，而现在，它更多的是一种网络社交空间的接近。90年代大家同住在一排楼，小孩子相互串门，端着碗就跑到邻居家去吃饭、看电视，物理空间的距离是很近的。现在，我们能通过互联网知道奥巴马今天在做什么，但我们也许不知道我们的邻居姓什么，甚至连邻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在熟人社会中，也不乏以“攀熟”来浑水摸鱼的人。邹振东说：“这种所谓的‘熟’不过是以获得某种利益为目的的‘攀熟’行为。为何用‘攀’这个字？因为所有的装熟都有一种高攀现象。”如果有个屌丝向你吹嘘“我和王思聪很熟”，也许实际上他只是在某次游戏活动上见过他一面；如果有个学生跟你说“韩寒是我岳父”，那你可以直接忽略他讲话的真实性。

所谓的“攀熟”现象，实际上和文化认同是相类似的。曾有调查指出，在所有阶层中，人们的品牌认可都是他们购买力的更高一层：月薪两千的阶层希望能买月薪五千的阶层人群消费的品牌；月薪五千的阶层所认同的是月薪过万的人群消费的品牌；月薪过万的人目光就是更高一级阶层的消费品牌。因此，在中国经常有女性背着LV挤地铁，这也是一种“攀熟”现象，本质上是希望得到更高一级阶层的认同。邹振东说：“喜欢攀熟的人，本质上是希望自己能够跻身更高的阶层。攀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容易缺什么就攀什么。比如一些缺乏文化的商人，喜欢攀文化人、艺术家，以体现他属于文化阶层的品位。”

熟人关系就像穿衣服，多了你会热到窒息，少了你会感到寒冷孤单，适度就好。

有了移动网络以后，所有的人际关系重新在媒介中构建起来，人们网络社交的分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现实社交。人们忙于互相转发心灵鸡汤，而不是登门拜访；节假日群发祝福短信，在微信上忙于发红包与抢红包，而不再是动手把崭新的钱放入一个个红包再小心翼翼封上胶边的口，亲手递上去；朋友圈开始轰轰烈烈卖面膜、卖奶粉、卖瘦脸针、卖假名牌包包的各类微商营销，谁也不知道，身边下一个做代购的是谁；各种各样的微信群开始接二连三地建立起来，小至家庭群、闺蜜群，大至老乡群、同学群、战友群、游戏群、广告群等，每天信息不断，让人不胜其扰。在微信朋友圈繁荣起来后，我们当下朋友圈里的“胡适之们”也忙碌起来：有“帮助失学儿童请捐款”的，有“请帮我在第一条点赞”的，还有“十种发大财的好方法，是熟人我才告诉你”的……朋友圈达人“胡适之”和“他的朋友们”已成为一种新熟人标签。

中国的熟人文化传统从亲疏关系延伸而来，不可否认，每个人在“熟人”那里或多或少都得到过好处或帮忙，比如刚踏进大学校门的学生，会由老乡带着游览校园；出门在外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若要找人帮忙第一时间也是去找中国同学会；不幸患上重症的人，首先靠的是身边亲戚朋友同事的捐款渡过难关……然而，所有的熟人关系，既是资源，也是负担。“亲，你听说过安利吗？”越是熟人，越是容易被骗。有些人利用熟人的信任，去获得利益。微商、直销等都是从熟人下手。与熟人构建的信任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如果单纯把熟人当作利益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无法长久，“微商”变成了“微伤”，被识破后恐怕就是直接“拉黑”。

这样的熟人经济背后，有着强大的传统社会根源。在中国古代，官府公务员的比例是非常少的，一个镇上就一个衙门，一个知府领着几个差人，办事能力非常有限，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民间矛盾多数靠熟人进行协调，它曾经是一种有效率的方式。比如兄弟分家、夫妻吵架，都会请村里最有权威的人来做主。“东边的田给你，西边的地给他。”德高望重的长辈头一点，手一挥，人们不敢不服，矛盾就解决了。

邹振东说：“我们可以看到熟人社会的很多毛病，但是你从历史的角度看，会发现这么一个传统盛世恰恰是中国历史文化延续不断的根源。我们不必把熟人社会看得太悲观，也不必急于去批判它。我认为现在的熟人社会的矛盾，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是一种秒针的矛盾。因为它无法持久，只是暂时性的，就如秒针，嘀嗒一下就过去了。”

如今，光靠朋友圈去评定“熟人”的标准是不够的。在邹振东看来，判断是否是“真熟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你们彼此之间能够分享各自的隐私，越能交流私人问题，越表示关系好；二是两人都有共同的经历或生活环境，例如曾经一起当过兵打过仗的人，这种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友谊是坚不可摧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川普的竞选团队，从律师到秘书，用的都是他们身边的熟人。真正的熟人，经得起考验。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熟人社会当中，都说“人熟是一宝”，“有熟人”意味着生活拥有便利、可靠的保障。说白了，谁没有从熟人那里获得过好处呢？人总有需要找熟人帮忙的时候。正如邹振东所说，熟人关系就像穿衣服，多了你会热到窒息，少了你会感到寒冷孤单，适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