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法罕市，一间普通民居内，台湾摄影师彭怡平用提前恶补的波斯语问79岁的塔荷蕾：“奶奶，你人生的未尽之梦是什么？”

“我奶奶没什么梦想。”塔荷蕾的孙子抢先回答。

“奶奶，你的梦想是什么？”彭怡平再问。

“奶奶就是希望全家人好。”孙子依旧抢答。

“奶奶，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这一次，不等孙子开口，彭怡平提前送他一句：“Shut up！”

就在三人相对无言时，窗外响起一阵铃声。塔荷蕾走到窗边，一群穿校服的女生正从街对面的学校嬉笑着走出来。那一刻，彭怡平看到塔荷蕾的眼睛仿佛亮了一下。

“小时候我母亲告诉我，女人一旦有了知识就找不到人嫁，因为外出求学被认为不再纯洁。” 塔荷蕾终于开口。她告诉彭怡平，因为不被允许，自己从没上过学，只读过《可兰经》。“有生之年我想穿上校服，想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

塔荷蕾是彭怡平主题摄影《女人的房间》的拍摄对象之一。彭怡平想借走进女性房间这一私密地带，卸除女性被社会赋予的所有符号，探究她们的真实内心。

但项目最初并不顺利，彭怡平甚至把前三年拍的照片全部扔进垃圾桶。“没一张可用。” 看到那些广告模特般的姿态与表情，“没有光，没有灵性，看不出性格与生命脉络”，她决定重新再来，就像“小时候学走路，跌倒后我会尖叫着不准人扶，一定自己爬起来”。

彭怡平说话温婉轻柔，如大多台湾女人一样。“但她绝对强悍。”台湾作家蔡素芬说，自己这位好友“追求知识强悍，坚持理想强悍，执行理想的勇气强悍”。

初次见面，体会过 “彭氏握手”后我也大约理解了蔡素芬所说的“强悍”——彭怡平会紧握你的手掌，虎口契合，有力地上下抖动，心不在焉者很可能被她拽飞过去。

从2007年到2014年，彭怡平扛着摄影器材走出台湾，单枪匹马走访了10个国度，用她大学时就掌握的英、德、法、日、拉丁等5种语言，以及每到一处提前学习的至少百句当地语言，叩开了200多个女人的房门，最终完成《女人的房间》一书及同名摄影展。

面色不悦的伊朗男人问彭怡平：“你是间谍吗？”她说：“某种程度或许也算。我想了解你们的生活与文化。”

6月，在北京映画廊布展期间，有工作人员委婉地问: “照片文字说明是否太长了？”

“作为研究成果，已经精简到最短。” 彭怡平的重音落在“研究”。多年来每个拍摄主题都被她定义为研究项目，《女人的房间》也如此。

“怡平企图将形成某位女性自我意识的周遭环境容纳进来，小至家族渊源、婚姻、爱情，大至社会发展、历史脉络，由一个女性房间的探寻，放大到国家的整体印象，虽是女人的房间，反映出的是大社会的缩影。”蔡素芬说。

这也正是彭怡平的“野心”。1989年，作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新生的她问教授：“为什么历史（history）是hisstory（他的故事），不是herstory（她的故事）？”教授无言。一个念头却在彭怡平脑子忽然闪现：“用女性角度，写一本关于her story的历史书。”

只是，学生时代的雄心碰撞现实，不仅会碰出火花，也会碰出冲突与怀疑。

日本是《女人的房间》第一处拍摄地，彭怡平却一度觉得拍不下去。“即便在家庭私人空间，女人对男人也要使用敬语，听来就有阶级之分。”深感不公的她通读日本宪法。当她把“宪法明文规定可以‘夫妻别性’，但日本社会 99% 的女性却选择从夫姓，你会怎样选”的问题抛给未婚女摄影师垣本泰美时，这个在彭怡平看来“脑筋异常清楚”的日本女人说，自己应当也不会成为那1%：“如果我们坚持保留原姓，在行政机关与现实生活里会面临重重阻碍。比如，一般的档案送审只要一天，不改姓的女性的档案可能会拖十天半月甚至半年，但没人告诉你为什么。”

“和日本一样，伊朗女性在身份、谈吐、穿着、行事风格上也都严重受限。”彭怡平说，不仅是塔荷蕾未尽的求学梦，今天的伊朗社会还对女性施加种种“不能”：不能独自一人旅行，除非有伴侣或女伴陪同；不能在午夜之后出门；不能被别人拍照，除非得到丈夫的允许；不得带男伴回家，除非这个男人是来求婚的……

行走在伊朗街头，身背大包小包的彭怡平十分惹人瞩目。某晚，当她风风火火登上了前往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的夜班列车，拉开包厢门，女乘客们齐齐冲她叫嚷，男人们则两眼发愣。好在英语学校的女生艾菈打破了僵局。受艾菈邀请，彭怡平参加了列车上的“女性聚会”，女孩们在包厢中和着手机的音乐低声吟唱，事先谨慎地拉上了窗帘，“因为在当地，女子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歌唱”。

正是通过艾菈，彭怡平看到黑袍覆身的伊朗女孩有着蠢蠢欲动的灵魂。在艾菈好友的婚礼上，男宾未到场时，女人们无论环肥燕瘦，都会在音乐响起的瞬间，如水蛇般扭腰摆臀，她们的舞姿融合了肚皮舞、探戈、雷鬼甚至街舞。然而，“热舞正酣，男宾忽然而至，女人们如惊弓之鸟做四散状，她们回到座位，快速披上头巾，覆盖起身体与秀发”。

婚礼过后，彭怡平到艾菈家中做客。女人们相谈甚欢，忽然房门打开，艾菈父亲回家了。母亲慌忙拉拉头巾以盖过上半部额头，父亲望着彭怡平面如冰山；本来气氛欢乐的客厅顷刻成了冰窖。幸好晚餐时间已到，父亲示意彭怡平坐下用餐。美食当前，彭怡平不觉吃下两大盘菜肉、米饭及一整张烤饼，就在打饱嗝时，一直沉默的艾菈父亲突然蹦出一句：“你是间谍吗？”

“某种程度或许也算。我想了解你们的生活与文化。”彭怡平说。

“你觉得伊朗怎样？”

“一个我想要一去再去、流连忘返的国家。”

艾菈父亲的脸上终于泛上温暖的光。饭后，他拿出一张伊朗钱币，以原子笔写上“真主安拉祝福我的人生”赠予彭怡平。彭怡平将它小心夹入书中，再次上路。

彭怡平也有自己的伤痛。“为什么像母亲这样的所谓幸福女人，有疼爱她的丈夫，儿女有成、衣食无缺，会以自杀结束生命？”

“身为女性，不少人的一生从诞生之初就是一场无望的抗争，她们的言语被封杀，她们的渴求被禁止，这些使得大多数女性时刻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并习惯与自己多重的幻影为伍。”当彭怡平在机场与友人分享心得时，排在前方的一位女性突然转身说：“我是古巴人、大学教授，相信我有资格对这个议题发表看法。”不容彭怡平回应，女教授叽里呱啦说起古巴革命对女人带来的影响：“女性可以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完全免费。古巴拥有为数众多的女工程师、科学家与医生。”

彭怡平虽然同意，但曾在古巴游历的经历让她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女性艺术家叶安娜告诉她，虽然在公开场合，古巴男性的言谈举止支持“男女平等”，但私下女人要做传统女性被要求的一切杂务。当时，叶安娜未说完，她女儿就在一旁插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妈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作画。”

走访古巴家庭时，彭怡平常看到有父母将自己女儿15岁成人礼的盛装照放大装裱，摆在入门处。比如，当她受邀到好友伊纳西欧家中做客时，他16岁的女儿安妮就迫不及待取出三大册《15岁纪念相簿》要彭怡平浏览。

照片中，安妮浓妆艳抹，穿着极尽暴露，或模仿好莱坞明星摆出妖娆姿势，或换上晚宴华服，梳起19世纪发型，装扮成冷艳交际花；甚至在一张照片中，她手持铁鞭，佯装SM少女。

面对伊纳西欧渴求赞许的眼神，彭怡平无法违心说出一个“好”字，她无法理解，身为医生的他，为何愿意花钱让女儿拍摄这些有着性暗示的照片并引以为荣。

“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些照片影射的含义，他们不了解这样的穿着与姿态代表妓女、SM与Playboy，而是以为它们代表着‘上流社会’。”叶安娜为彭怡平解开疑问，“有些父母为了让女儿在15岁那年拥有一个社交晚宴、一本纪念相簿，甚至省吃俭用10年。这一切源自无从获取信息。”

告别叶安娜时，彭怡平满怀忧伤，这种伤痛感其实在旅行中常与她撞个满怀。“时至今日，女人们仍被束缚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符号里”，唯一不同的只是束缚或明或暗，或弱或强。

彭怡平也有自己的伤痛。2006年农历春节，正在巴黎公干的她接到父亲电话，一声“小平”后那头就没了声音。隔了好半晌，父亲突然号啕大哭：“小平，你母亲自杀了。”

“为什么像母亲这样的所谓幸福女人，有疼爱她的丈夫，儿女有成、衣食无缺，会以自杀结束生命？”彭怡平想起7个月前，母亲来巴黎与她同住。“我们一起听歌剧、看芭蕾，喜欢文学、艺术的她每天笑得好像年轻了20岁。”然而回到台湾，母亲再次退化成没有快乐能力的人，凡事只说yes或以沉默相对。

“家人与父亲的爱无法带给她全然的满足与内心的快乐，因为她从没机会真正实现自我。”彭怡平觉得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很多，于是她放下手边所有工作，专注于走访拍摄全球女性，以耐力和热情与计划厮磨。

法国人对婚姻非常坦然，他们戏言：法语的“婚姻”（mariage）比英语marriage少了一个r，因而总是短暂。

从台大毕业后，彭怡平便背起行囊，只身来到巴黎，在此学习工作多年。但强悍的女人，非得做点挑战自己的事，才能安稳过日子。

2000年，源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彭怡平进行了为期45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从西伯利亚最东端海参崴，沿着悠长的远东大铁路，她漫游至俄罗斯最西端圣彼得堡。签证的困难、对集权的恐惧、时差的巨大转换、气温的骤升骤降、黑社会的袭击……彭怡平将这趟旅程称为“惊险之旅”。在暗夜街头路遇歹徒时，她灵机一动，以尖锐的哨声引来狗吠吓退对方；当警察向她索要一百卢布以假释她的朋友时，她温和有礼地告知对方，要连线全球广播播报当地警局贪污；当在机场被误判为“非法入境”，她索性将错就错，要求警察护送她快速通关……45天后，她平安回到台湾，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James，抱着她眼泪直流。

在俄罗斯，彭怡平发现这里结两次婚的情况稀疏平常，因为当地女性普遍认为，婚姻是通往幸福的保证，就连当地婚姻登记处也在每周五专门向二次结婚者提供服务。

在泰国，她骑摩托车翻山越岭9小时，到达几乎与世隔绝的长颈族村落，采访当地少数民族中唯一还生活在母系社会的克伦族。

在荷兰，为了与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内的“橱窗女郎”交心，她的脑袋不知被啤酒罐砸过多少回，终于让性工作者放下戒备。

在塞内加尔，她发现青春美貌成了塞国女子维系爱情与尊严的必要手段。“在外人与丈夫面前，她们不可蓬头垢面，往往带妆就寝。”兼具内衣作用的衬裙“贝湫”暗喻“亲爱的丈夫，你有任何不适，我都可以治愈”；而当地女人自出生就缠绕腰间、以玉石彩珠穿成的链子“佳丽佳丽”，据说可以刺激男性情欲。在两性关系上，她们极尽花枝招展之能事，可是有多少是不得已为之？一位处处与二太太一争高下的土巴主教大夫人，万般叮嘱彭怡平，绝对不要嫁给塞内加尔男人，“因为他们很‘烂’”。

在埃及，彭怡平发现无论火车站、地铁还是街道，在白天所见的几乎都是男性。他们给予她这个外来客千篇一律的赞美：“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般美丽的女子，你的眼睛就像尼罗河上的月光一样明媚动人。”最后，他们几乎都会以一句“你能嫁给我吗”划上美丽休止符。但埃及女子的生活却没有这样浪漫。在开罗地铁，单身女子只能乘坐第一节车厢，有男性陪同的可乘坐第二节，前提是不超过下午6点。苍白的现实下，埃及男人的示爱瞬间没了说服力。

情况更糟糕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百门村里的女人。百门村是犹太教极端分子聚集地，村落外是几丈高的水泥围墙，墙上缠绕着铁丝网，高墙上贴满标语，警告如彭怡平等女性来客不要穿短袖和过紧的衣服，不要穿长裤……在村内行走时，一群男孩远远望见彭怡平马上惊恐尖叫，朝她发出“哄”的驱逐声，甚至吐口水。彭怡平快步离开，钻入另一个巷子，无意间发现一间正统犹太教学校，学生却都约莫三四十岁。万般努力下，一位当地妇女终于愿意开口，她对彭怡平说，百门村男人三十岁前都要一心一意研读宗教，这里每位女子一生的工作就是持家赚钱，帮助丈夫获得宗教学博士，此外还要生15—30个孩子繁衍宗教教徒。

当然，彭怡平的相机也会记录那些明媚女子——个性鲜明的韩国“野蛮”女友，马来西亚宣称“戴不戴头巾自己决定”的回教女人，坚持试婚直到找到Mr. Right的泰国白领，炫耀老公是家庭煮夫的新加坡女性，每周到爵士舞俱乐部热舞甚至因此主动放弃婚姻的巴黎祖母……

在走访的50多个国家中，彭怡平尤其喜欢法国。“法国人对婚姻的态度非常坦然，他们甚至戏谑地自言，法国的婚姻（mariage）比英语marriage少了一个r，因而总是短暂。”

“女权是什么？”彭怡平说，相比女权，她更在意人权。

彭怡平5岁那年，父亲带她去爬台湾五峰旗瀑布，父女俩气喘吁吁爬到峰顶后，父亲让她伸出手，端详着女儿掌纹，他忽然蹦出一句：“小平，你不适合婚姻，你要懂得独立。”

父亲只说对了一半。一直独立的彭怡平与James相逢恨晚，多年来恩爱如初。

也不是没有矛盾。最初，James也会因为彭怡平心血来潮剪掉长发大叫：“难道我在和男人恋爱？”如今他不仅和她一起打造效法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民间教育机构“风雅堂”，也是妻子诸多理念的主动践行者，比如“家庭厕所文化”。

“男性坐着小便不是我的发明。”彭怡平说，台湾环保署几年前就提出一项政策，要求政府办公大楼男性坐便，创造更清洁环境。而早在十多年前，德国便出现一款火爆的“家庭厕所警报器”，模仿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声音警告男人:“嗨！此地禁止站着小便，违者罚款！”彭怡平家则自带警报——不拘小节的男性访客会被她大叫着拉回厕所清洁。

“美好生活依靠的不是一味妥协。就像很多女人最怕老公下厨，因为他只管潇洒挥铲，她却要配菜洗碗收拾残局。”彭怡平说，James刚开始做饭也吓死人，盐丢得好像不要钱，她边夸边忍着吃完，只是建议改进一点点。直到有一天，James拿着菜铲站在厨房门口说：“怡平，你失业了。以后厨房归我管。”

2014年年末，彭怡平终于暂时结束奔波，回到家陪James吃圣诞大餐。美食当前，她却有点难以下咽。“每逢圣诞节，我就会特别想念流浪街头的那些朋友。”James听罢对妻子说，明年开始，两人一起过不一样的圣诞节。“他说基督徒有个传统，每年要捐出1/10收入给教会，但他宁愿捐给社会上穷苦无依的人。”当晚，夫妻俩决定开着夜车，将食物分送给一路上遇到的有缘者。

“彭怡平的通透有力与丈夫有关。”新华社高级图片编辑陈小波说。对此，彭怡平笑道：“他只是一般般。”但如果你听说，彭怡平曾对从头到脚缀满头衔的“成功男人”丢下一句“再见”后再不相见；曾在某男性学者著作中标出一百多处错误；听到某男性哲学家说“女人不适合从事思想和哲学工作”后请对方研读汉娜·阿伦特，你大概会了解彭怡平对“一般般”的标准。

“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女权是什么？”彭怡平反问。“相比女权，我更在意人权。自由的选择很重要。法国文化教给我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一切。”她说。

“很少有人敢称呼自己是思想家。你却说得特别大声。”

“我写思想写观念，写表象之下更深层的精神。为什么不是思想家？艺术和文化是这个社会的光，我们要以自己为光的种子。”彭怡平一脸自信倔强。

“我的自信是被逼出来的。我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挑战。”多年前，彭怡平拿着获法国年度艺术家奖的《爵士巴黎》底片在台湾冲洗，有人指着照片说：“你确定没有人给你打光、给你摆机位？这明明是男人才有的视野。”当她经历一次次答辩，终于让作品走进台北著名当代艺术馆MOCA后 ，又有人马上跑来问：“你进MOCA花了多少钱？”即便今天，她也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你的作品获得男性艺术家的认可？”

“你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么？”彭怡平说，“女人的房间”策展人那日松和她讲，他那条推荐展览的信息，点赞留言者几乎都是女性。

彭怡平不意外，但她忍不住在脸书上分析男人不愿看展的理由。“算是有点故意吧，”她说，“有些人最终可能会碍于情面出现。”她会诚心问每一个到场男性的意见，若对方真诚，她眼睛会闪光；但若对方只是用“美轮美奂”“奇异之旅”串出空泛之词，她甚至不愿掩饰失望。当然，她仍会礼貌地用“彭氏握手”和每一个人道别，力道让一些人吃不消，几乎被拽个踉跄。

“听着言不由衷的话，我会很想把他的面具扯下来。”彭怡平笑笑，“只是你们死都不肯相信，我其实特别害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