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在不同地方请保洁阿姨这件事，“亲王”马伯庸（马伯庸常自我调侃“当世有奇人，马讳伯庸，祥瑞御免”，获得个“御免亲王”的江湖名号）体会到了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的迥然不同。

如果在老家请保洁阿姨打扫卫生，他肯定得费半天劲去托亲戚告朋友，简单点说，就是找关系去雇一名能干的、靠谱的阿姨。所有事情搞定后，他会惦记着亲戚朋友给自己帮忙的这份人情，想着以后如何通过礼品、饭局等方式把这份情还清。“想想都累。”

“在北京的话，我在网上下载几个家政App就行了，看看使用者的评价，每个保洁员的认可度一目了然。”马伯庸得意地说。

他时常想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下过的一个论断：中国社会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沿海大城市的人际关系网相对简单和纯粹，让马伯庸觉得一切至少都按照规章制度和契约办事。而在故乡的“熟人社会”里，你不光得为找关系烦恼，事成之后还得为了报答人情和维系关系而把事情“做全套”。“熟人社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一个社会‘法治’‘契约’的功能，”马伯庸说，“就拿找保洁员这事儿来说，在北京，我不需要通过任何中间的关系转接，甚至不需要和任何人讲话，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定。”

马伯庸认为，这也让曾经因为各种压力逃离北上广的小青年，在家乡遭遇熟人社会的烦恼后又逃回北上广。从一个压力巨大的相对来说更加契约化的社会，逃回一个压力轻但却被熟人左右的熟人社会，年轻人的潜在负担会更重。在北上广，他们只需考虑那些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望得见的远方，但在家乡，一切都与地位、权术、交际和人脉挂钩。“这些可都不是你自己想奋斗就能得来的，说白了还是得拼爹拼妈。”马伯庸说。

“没有足够关系，你就沦入下流社会；熟人不够多，你就沦入陌生人社会。”这句广为流传的话在马伯庸看来不无道理。“对于背景不深的年轻人来说，小城镇最易从熟人社会直接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北上广则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社会，但至少有着小城镇所不具备的契约精神。”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这样形容陌生人社会：“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陌生人用我们的钱投资……”

马伯庸倒更愿意用“契约社会”去代替“陌生人社会”的说法，他认为所有的陌生人社会的最终目标都是现代契约社会。“随着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向城镇大面积迁徙，这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涌至沿海发达城市，而传统的熟人社会虽然仍然在农村乡镇存在，但已渐渐式微；目前的中国社会远称不上契约社会，所以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社会，一个‘夹生’社会。有人说现在是陌生人社会，我并不赞同，虽然目前的社会确实因为某些领域的冷漠而有陌生人社会的影子。我更愿意谈法治社会、契约社会，这才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目标。”

马伯庸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能用两句话解决，一句叫“关你屁事”，一句叫“关我屁事”。

关于这句话，“亲王”还记得是几年前在中关村一次新书签售时脱口而出的。当时有个读者突然站起来向他问了个问题：“现在有很多女大学生，谈一次恋爱就相当于结了一次婚，结了婚以后这个女生就不再单纯了，就不纯洁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大学时代禁止这些女生谈恋爱，从而要求这些女生一生只和她的老公谈一次？”

“亲王”听完就觉得这个问题太无礼。“我直接跟他说，现代人幸福的根源在于两句话，一句是‘关你屁事’，一句是‘关我屁事’。”

他觉得中国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到目前这种半生不熟的“半熟社会”，再迈向“契约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这两句话的关系。

“我觉得这两句话延伸开来说，其实是每个人私域边界的问题。到底什么事儿是你可以管的，什么事儿是你不可以去干涉的，这点我们大家要尽量清楚。区别开‘我允许他人进入的私人领域’和‘我无权干涉的他人领域’，这点对于一个契约社会的培育至关重要。”

在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里，有些事情可能会变得特别模糊。

“比如在婚恋方面，大家都很清楚了，每年媒体做的关于‘逼婚催育’的报道那么多，以至于大家看到这种现象都觉得司空见惯了。”

一些大龄女青年会不断受到他人的询问，甚至回老家遭到家人和亲戚朋友的逼婚，这种现象在马伯庸看来极不正常。“这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出现，七大姑八大姨总是质疑你，在单位别人也对你另眼相看，觉得你没有在该结婚的年纪结婚，该生育的年纪生育。”

毫无缘由地干涉和追问某人的婚恋情况，不管对方是否相识，马伯庸都认为这是一种对个人私域的侵犯。“婚恋这件事儿，生育这件事儿，跟外人没有任何关系，在熟人社会，甚至如今的半熟社会里，我们很可能就会饱受这些连带关系之扰。”他认为这属于“关你屁事”范畴。

马伯庸曾在外企工作，他认为在熟人社会里遭遇的一些尴尬，在外企里这类事情完全不存在。“我觉得这是外企比一些国企灵活和自由的地方。在外企没人干涉你交际的自由、你写字的自由、你婚恋的自由、你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

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这种状态：我既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让别人给我添麻烦。

“我注意到前段时间有个教授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为毕业生们寄言，大意是不要轻易地叫一个陌生男子为老公。我觉得这管得有点太宽泛了吧。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他去叫别人老婆或者老公，或者什么岳父之类的，这都是他个人的权利。他可能是发自真心实意，也可能仅仅是一句玩笑话，仅仅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我觉得其他人没必要为了这点事儿就去干涉或者指责。说句不好听的，这和那些为大龄青年未婚问题殚精竭虑的人群是一样的，对待这件事情时每个人想法都不同，何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一句有可能只是玩笑话的谑语之上呢？”马伯庸认为，这时需要认清的是这件事“关我屁事”，“这是他人的私域，你去冒犯了说明你想借助熟人社会的准则去影响他，用人际学的那一套给他压力，这完全犯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