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麟 曾用名: 刘博。1973年1月7日出生， 1995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学士学位; 200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

卢浮宫是一个游人如织的地方，法国艺术家让·勒内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玻璃金字塔入口处自拍，却互不理睬。

于是，他萌生一个想法：“希望能给他们创造一种联系，让他们讨论发生了什么，彼此交谈，一同惊讶，一同微笑。希望将被拍过几百万次的画面重新带回视线中，让没有玻璃金字塔的卢浮宫能够留在大众心里。”

让·勒内在玻璃金字塔入口处的一面墙体上贴满卢浮宫的黑白照片，使其看上去与背后的建筑物融为一体，从而造成玻璃金字塔“消失”的错觉。

然而，这次创作还没有就此结束，中国艺术家刘勃麟的到来把卢浮宫的“消失”推向高潮。

卢浮宫的气场让这次“消失”充满诡异的气氛。

2016年6月，刘勃麟以朋友的身份参加让·勒内的艺术项目，把标志性的“刘勃麟式隐身”带到卢浮宫。

卢浮宫的名气、贝聿铭的建筑作品，给了刘勃麟和让·勒内的“隐身”一个很大的气场。

然而，在这片“卢浮魅影”中，刘勃麟和让·勒内实施“隐身”时，诡异的事情频频发生……

刘勃麟说：“在第一次作品拍完以后，我电脑里关于这次拍摄的所有文件都消失了。这是真消失，不是我创作那种形式上的‘消失’。而且所有文件夹的属性回到了1984年的1月23日，这一天是贝聿铭提交金字塔方案的时间，所以特别的诡异。”

照片没有了，这对刘勃麟和让·勒内来说，是特别沮丧的一件事情，所以又重拍了。刘勃麟回想第二次拍摄的情景，脑海中依然浮现“诡异”两个字。

“第二次拍的当天雨特别大，但非常奇怪的是，在我们开始拍摄的前五分钟，雨突然停了，直到我们拍摄完，雨又重新下起来，所以有一张我和让·勒内站在原地打着伞的照片。整个过程充满诡异，我不知道怎么去解析它。”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三年前在纽约曼哈顿的SOHO商业区，让·勒内拍下刘勃麟的眼睛和手指，放大打印贴在墙上；刘勃麟以此作为背景，以颜料把让·勒内隐身于放大的图像中。两人分别用对方身体作为媒介，将两种不同的艺术语言融合在一起。

一年前，两人一直在寻找第二次合作的合适时机，却没有找到。直到让·勒内把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消失”在原来的法国王宫里面，两人终于找到了第二次合作的契机。

刘勃麟说：“卢浮宫是一个所有艺术家挚爱的地方，所以这是最完美的合作地点。我和让·勒内的艺术形式有共通之处，他用打印巨幅照片实现消失，我用身体实现消失。加上卢浮宫的名气、贝聿铭的建筑作品，都给了我们的创作一个很大的气场。”

这次“消失”试图让人们看到，在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出现以前，卢浮宫的宫殿是怎样的。可人们眼中似乎消失了又挥之不去的，是金字塔的形状，以及两人若隐若现的身影。这种纠结留在每个观看者的心中。

“你到底是雕塑家、画家、摄影师还是行为艺术家？”刘勃麟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家’。”

刘勃麟说：“我是用狙击手的方法隐藏，这样可以更好地隐藏自己、发现敌人。”

活生生的人在一个场景中走动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呆若木鸡的人“隐藏”在里面，却能引起沉思，这是“刘勃麟式隐身”对社会问题的无声抗议。

2005年，刘勃麟刚在北京索家村安顿下来希望潜心创作的时候，轰鸣声下，铲车把这里夷为废墟。愤怒下的刘勃麟决定“消失”在废墟中，以艺术家的方式抗议强拆。

“消失”中的刘勃麟难掩激动，向围观的人们喊出了这句话：“人们啊，我爱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变无家可归了，可你们也变残忍了。”

自此，刘勃麟开始以“城市迷彩”思考社会矛盾，“隐藏”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报摊、货架、天安门、故宫、长城、麦田……每一次视觉上的震撼都让人啧啧称奇，走过他身旁的路人也不易察觉他的存在，更不用说看照片的多数观众。

刘勃麟说：“我称之为‘城市迷彩作品’，当中包含了两种重要的语言，一是身体，二是环境。发生的某种关系是，人在背景前消失了，形成了视错觉。这种错觉把人类所制造的文明和人之间的某种矛盾关系，通过这种形式体现出来。不管是天安门还是货架或是其他杂志，我都是处在这种人类文明的框架下，试图去把人类创造的东西和人的某种关系体现出来。其实我主要是把自己‘隐藏’在人创造的一个背景前，然后把人和文化之间的某种关系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过去的11年，刘勃麟每年都有几十张“城市迷彩”，如今累计超过200幅作品。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刘勃麟作品只是当中的少数，很多作品在他拍完以后，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被封存起来。刘勃麟说：“这些作品可能永远不会让更多人看到。”

颜料在刘勃麟脸上日复一日堆积的结果是，脸部皮肤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最近3年，刘勃麟晚上都会觉得脸颊、额头极其痕痒难耐。

他说：“我在法国找了最好的皮肤科大夫给我开了药，但是这些药里面都有激素。我也曾经考虑过不再往脸上涂抹，但是这是我的工作也没有办法，或者说这就是我的命运吧。幸好现在皮肤已经越来越好了，还可以继续我的艺术生涯。”

很多艺术圈里的人会问刘勃麟同一个问题：“你到底是雕塑家、画家、摄影师还是行为艺术家？”

刘勃麟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家”。“有评论家会说我是一件社会雕塑，毕竟我是把社会的一些场景拿出来，当作作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和语言。另外，我又运用了自己的身体，因而又像一个行为艺术家。但同时又是在身体上进行绘画创作，把我身体后面挡住的背景颜色，通过我身体的前面把它还原出来，但最终是靠摄影来呈现。所以说，从我个体来讲这更像是一种综合艺术，把摄影、绘画、行为、雕塑几种语言同时放在一起的总体艺术，所以它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艺术形式，俗称‘隐身’。”

刘勃麟是央美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却并没有用传统的艺术形式框住自己，也没有因为作品特殊的视觉冲击力走向娱乐性的表演，失去艺术家应有的思考能力。

除了“消失”艺术，刘勃麟还有其他形式的创作，包括素描、丙烯绘画、装置等，这些作品就更像草稿，多数纸上绘画是他雕塑及三维作品的创作起点。

刘勃麟说：“往身体上绘画用照片来呈现的‘隐身’方式，是我和世界的一种接洽点，更是大家所熟知的通过媒体放大后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我又做了很多雕塑，现在包括有绘画，这是我艺术思考的其他角度，是我和社会的某种接触的方式。”

“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困惑、一样的问题。”

早年有些人质疑刘勃麟在“城市迷彩”系列作品中，既不摄影，也不作画，大多数工作由助手完成，自己只是作为模特一动不动，他的创造性在哪里？

刘勃麟当时回应称：“我可以决定谁来画和谁来拍，其实谁来画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背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消失在这样的背景里。有很多汽车厂商找到我，在他们的商品中‘消失’，我不同意。我的选位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给我剧烈冲击，直面反复纠缠我的问题。

“比如我选择在数据线堆里‘消失’，就是因为当代人正在被无数电子垃圾掩埋、伤害。有时完全是为了好玩，比如我从小喜欢大吊车、推土机什么的，觉得‘消失’在那些大型机械前面会很有意思。其实我自己更喜欢‘消解’这个词，我想借此引起人们对生活的警惕和反思，更主动地寻找独立精神和自尊意识。”

在刘勃麟创作“城市迷彩”的十多年里面，他身边的很多人会给他出主意：“你在××地方隐身，感觉会特别好”……

但刘勃麟有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说的‘好’与‘不好’都是有考量的。我为什么要‘隐藏’？我为什么要在这‘隐身’？我在这‘隐身’的意义是什么？我常选择那些对人有害的，比如拆迁，我觉得这是对文化、对个体的一种侵害。我觉得我的作品能把这种对人的侵害、对人的不尊重体现出来时，作品的力量就不仅仅是隐藏本身。再如我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超市的作品中，表面看起来是五颜六色的商品，但我的内心其实是想表达一种恐惧：这个货架里面，我不知道该喝哪一瓶水才绝对安全。”

刘勃麟试图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通过作品表达出来，而非“为隐藏而隐藏”。“我想要的是在作品中去发现问题，我想用作品来提示人们：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解决它？这就是我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我未来的任务和方向。”

从事了11年的“城市迷彩”创作，刘勃麟一直在寻求创新。2013年前，刘勃麟一直用自己的身体和人创作的背景来创作。2013年的哥伦比亚之旅是刘勃麟很重要的一次经历，他在那里创作了“靶子系列”。自此以后，越来越多人走进他的作品。

“我在哥伦比亚当地城市选拍摄地点时，当地人告诉我，他们的亲属死在不同的地点。我发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每个人都面临死亡威胁，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移动的靶子。”

当时刘勃麟邀请很多哥伦比亚人来参与创作，把他们的身体涂成一个个作品。从那以后，他就邀请很多人来加入作品。

“最后发现不仅仅我一个人，其实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困惑、一样的问题。不管是我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在我的作品中其实都是来质疑整个人和社会的某种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