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熟人给你带了一万种好处。

我想告诉你的是，熟人其实会给你带来十万种坏处。

许多时候，中国社会坏就坏在熟人文化，无论做什么事，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找熟人，只要一扯到熟人、圈子、哥们、朋友、关系就会导致潜规则，社会也就异化成为身份社会、人情社会、官本位社会。要知道，往往是生人之间才有真正的规则，生人文化才是契约文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这种传统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的阵痛、卡壳与混沌之中。

无论是对个人、家庭、企业，还是社会而言，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都是一场巨大的内耗。

熟人社会是一场巨大的内耗。

地产商冯仑的万通公司不搞狼文化不搞虎文化，而是搞生人文化，“熟人多的公司，执行力就不好”，他主张最好都用生人。

为什么？他举了个“熟人成本”的例子，你闯了个红灯，被警察拦了，一看是熟人，给面子，没罚；第二次违规，又遇上了，他又没罚。你请他吃饭，他托你给他老婆找份工作，你不能不办，结果，你省了点罚款，搭进去更多。“民营企业很多领导总有一个感觉：熟人多了好办事，要用熟人，用熟人可靠。我算了一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用熟人实际上也不是都能赚钱的事，不一定用熟人就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另外，熟人通常不会给你个人带来很大利益，相反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成本上的过度支出，收入是递减的。”

在熟人社会，从生到死，什么事情，中国人第一反应就是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校要求人；找好工作要求人，想升迁要求人；迁户口要求人；参军要求人；找好保姆要求人……上至高官下至百姓，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可是，无论是对个人、家庭、企业，还是社会而言，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都是一场巨大的内耗。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讲过一个故事，引发许多人的共鸣。他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许多时候，熟人之间的交情，本质上是交易，交易要讲究对等与回报，此时，你似乎占了点便宜，彼时，你要付出更多，到头来，还是一笔亏本买卖。

许多人不去努力经营自己，却把人生耗费在混圈子、跑场子、加微信、晒合影、混脸熟上，如果你本身并不具备交易的资本，谁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冯仑的说法是，你不需要一天到晩在外忽悠，其实认识那么多人没什么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中最多可以同时了解60个人：其中30个人能保持联系；当你真有难时，能帮助你，可以张口借到钱的人不会超过10个，包括父母亲朋在内。因此，把人生中这关键的60个人的人际关系相处好了就很不错了。

装熟有用吗？有用，因为你会在朋友圈多收获一批点赞之交的点赞。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经历了数千年的熟人社会(强人际关系)的中国人一下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弱人际关系，有些手足无措，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困境。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曾引述民国实业家卢作孚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人每责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

如果梳理一下中国熟人社会变迁史，你会发现鸦片战争后100年，中国传统熟人社会是“被动现代化”，1949年后，中国是将个人与组织（公社、单位）绑定在一起的“组织化的熟人社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单位制的终结，以及市场化的推进，中国快速走向陌生人社会，中国农村成为“半熟人社会”，呈现为缺少道德感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国城市向陌生人社会多走了一步，但其实还是“半熟人社会”。

在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信任链是这样一种逆差序：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亲密朋友＞其他亲属＞单位同事＞单位领导＞邻居＞一般朋友＞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般熟人＞生产商＞网友＞销售商。（据郑也夫、彭四清等著《中国社会中的信任》）

经历了数千年的熟人社会(强人际关系)的中国人一下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弱人际关系，有些手足无措，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困境。

譬如“装熟”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因为“熟”才会给人带来信任感和安全感，叫一声“亲”“宝宝”“老公”“干爹”“闺蜜”“哥们”“姐们”“老乡”“老师”“校友”，就能成功脱掉陌生的外衣。

熟人危险。轻度危险的熟人，他们的暗黑心理是“看到你没我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在熟人伤害发生之前，他们都是“虚伪的熟人”“密友”与“我爱的人”。中度危险的“熟人”，骗财或者骗色。“喂，老张啊！是我啊！你不记得啦？”“喂，我是你领导。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喂，我现在国外不方便，急需用钱，你能不能给我点钱”……重度危险的熟人是“杀熟者”与“奸熟者”，熟人犯罪最多的类型是强奸、盗窃、伤害、抢劫、杀人、诈骗、群殴、敲诈勒索，其中强奸排在第一位，香港“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调查发现，熟人比生人更危险，更有性暴力倾向，超过八成受害人均认识侵犯者，三成一为朋友关系，一成六为亲朋，陌生人仅占一成九。

一个理想的陌生人社会，是契约社会、法理社会、法治社会。

高晓松在《奇葩说》里说：“我在美国经常有老外问我，中国人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我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用潜规则生活了两千年。我说你们一切靠严格的法律制度，相信的是truth，我们相信的是norm。”

关于传统熟人社会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差异，人类学家格鲁克曼说过一段经典的话：“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但关系简单；而传统社会是一个简单社会，但关系复杂。”

在经济上，中国社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中，但在思想、观念、文化上还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心态。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来自不同背景、地域的人可以在这个系统中自由进出，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他背后的那个家庭、地域显然并不重要。西方人出来闯世界，独自面对着另一个陌生人时，他不通过血缘、地域来确认和发展关系，根据的是人品、趣味、规则、契约和法律。

儒家思想是熟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熟人社会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这种教化利用自己的模式塑造人，进而通过舆论实现。儒家深知在熟人社会里，道德的力量在于使人知羞耻,舆论的羞辱会对人产生不低于法律惩罚的震慑力量,故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社会的文化偏重于耻感文化，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较为薄弱，内在化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克己”“慎独”的自我修身养性来实现。

在哲学家邓晓芒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观仍建立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之上，帮助陌生人是次一级的道德原则。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在当代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

一个理想的陌生人社会，是契约社会、法理社会、法治社会，而熟人社会的第一大弊端是与法治社会的要求相牴牾，第二大弊端是容易产生社会不公，第三大弊端是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四大弊端是使每个处在熟人人情关系中的人活得很累。莽莽中国大地，关系网滋生蔓长，产生一块块群落，足以与团体和法律制度建构的公共秩序相抗衡。关系滋生的社会属于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是一种体制外社会，是江湖社会，也是内耗社会。

在半熟社会，因为制度缺失，新的社会信任机制未能重新确立，扶不扶跌倒的老人成了一个问题，商品真伪成了一个问题，食物安全与否成了一个问题，“老不信”也成了一个问题。

“同陌生人建立信任，是人类信任进化历史中的最后一章。”（郑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