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日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时，太平洋大楼所在地还是一片平地。太平洋的招牌立在一个球场上，办公室设在场边上的小平房。在创始人廖明祖的回忆里，公司加上他总共7个人。员工用的房间外面下大雨里面就能下小雨。放机器的房间里却铺地毯、装空调。机器设备是从美国买来的，花了400万港元。

“那时工资也就二三十块一个月，卡带7.5元一盒，朱逢博、李谷一、吴松华的专辑销量都能破十万。”

太平洋的成立要感谢香港人。1978年6月，香港百利唱片公司找到广东省广播电视局，想合作开拓海外市场，局里就让负责音乐音响的廖明祖去了，给他下达的任务是“发展中国自己的‘立体声’”。廖明祖虽然觉得这事儿稀里糊涂，但不敢马虎。先开始大伙想叫“东方磁带厂”，他立刻否了：“我是从香港回来的，父亲去越南抗战时我们也跟着去。东方太小，应该扩大到太平洋。”

1978年11月，廖明祖去香港考察。那时候大陆听不到流行音乐，人们普遍不知道邓丽君是谁。廖明祖把港台大腕的磁带带回来，在电台上百平方的录音室开音乐会，一次叫好几百人，各行各业都有：“以请大伙吃点心的名义，放歌，介绍立体声，在投影机上放MTV录像。”

1979年3月，引进设备全部到位。两个月后，太平洋产出第一张立体声专辑。“我们分成好多小间，小提琴一个话筒，小号一个话筒，钢琴一个话筒……一个个声道录进来，有24轨。设备当时都是最一流的，国内没有。”但这张“大陆第一盒立体声磁带”并没有给太平洋带来利润。虽然香港百利唱片打算对外包销90万盒，实际却只卖出9万盒。结果就是，第一年投资百万，亏了4万。

1980年，大量日产与国产收录机涌向国内，太平洋决定“出口转内销”。廖明祖请来朱逢博、李谷一、吴松华、罗天婵……很多中央乐团和上海的艺术家都在太平洋录了专辑。“卡带7.5元一盒，朱逢博、李谷一、吴松华的专辑销量都能破十万。那时工资也就二三十块一个月，我们一盒磁带就能赚2.5元，利润简直是天价。”贵成这样，市场上依旧远远不够卖，球场边上的生产车间24小时不停转。“1980年底，太平洋的纯利润是159万。1981年，翻到429万，1983年底，我们又进了一套设备，纯利翻到1200万。”

盒带卖得好，歌手却不贵。包括李谷一在内，都是十块钱一首，一次性付清，以后再版也不会给歌手钱。“赚来所有的钱都归太平洋，歌手、乐队和我们都没有。当时要建电视台，要太平洋给3000万。后来盖起了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也不归我们，太平洋白掏钱。”作为领导，廖明祖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员工发些福利，“发高压锅、发西装，夏天太热就发点雪糕。”

“我总有一种希望，有一种荣誉感。总是很着急，想做出更多东西。赚来的钱不重要，要收就收走好了。”

八十年代初，年近五十的廖明祖全国各地地跑。“去帮云贵川建立生产车间，提供母带。带着录音机和磁带，到上海大百货公司当推销员。去音乐书店、新华书店，背着录音机跑遍周围大城市。为了发现人才，最远去过新疆。”1.7米多的廖明祖，跑到体重不剩90斤。“我总有一种希望，有一种荣誉感。我们还没有立体声，我有这个使命去宣传它，去填补空白。火车、飞机上都放我们的录音带，到哪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总是很着急，想做出更多东西。赚来的钱不重要，要收就收走好了。”

1981年，太平洋设立云雀奖，专辑销量过10万的都有奖。第一次颁奖仪式上，广东省委书记专门写贺信登在报纸上。1982年第二次颁奖仪式时，省长、副省长、宣传部长都来了。廖明祖还带着新人的磁带到上海去开记者发布会。“我带着我们一帮人去，歌手不用去，那时只推销声音。给记者每人发一盒带，请吃一顿饭，完事我们就走了，也不知道记者写不写。”

1982年，太平洋找来更擅长通俗唱法的程琳。“她那时在海政歌舞团，才15岁，原来拉二胡的。她唱出来很有味道，很像邓丽君。专辑出来后，果然卖得火。”“那时《蔷薇处处开》已经被批为靡靡之音，是时代曲（在国统区流行的歌曲），腐蚀斗志。《人民音乐》也出文章批判我们，我都不管，继续出。人民大众接受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毒害，就行了。”

1983年，廖明祖被调离太平洋，他的所有计划全都落空。“我想用10万元做一个太平洋音乐基金会。现在是广州丝绸公司的那块地，本来已经划给我们，我准备建大剧院。我还想给员工一顿免费午餐，在珠海建一个休假基地。我提出的这些设想，厅长都不同意。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他不同意是他的事。”

“太平洋每年三次的订货会，都会包下整个东方宾馆，全国的订货商都挤在一团，用不着听，只在目录上写订货数，一千一万地写。”

廖明祖离开的第三年，太平洋大厦建成。现在的太平洋总经理赖秀薇，已经是公司第七代领导人。廖明祖离开太平洋的同时，赖秀薇入行。“1983年，我从惠州歌舞团调入夏里巴音像出版公司。太平洋成立于1979年1月，夏里巴成立于1979年11月。那时夏里巴是中国地级市最早的一批音像公司，与香港海燕、永恒、风行唱片公司都有合作。”

在赖秀薇的记忆中，八十年代最好卖的磁带有两种：李玲玉和韩宝仪的甜歌专辑，轻轻松松卖出一两百万盒。另一种是劲歌热舞型，比如《87狂热》。太平洋每年三次的订货会，都会包下整个东方宾馆，全国的订货商都挤在一团，用不着听，只在目录上写订货数，一千一万地写。“那时卡带追加货订单都是十万十万地定。最早只能在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五金家电店里能买到磁带，后来慢慢变成小的音像店，到八十年代末，音像店的数量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除了能买到的，还有一批买不到磁带也很火的名字：奚秀兰、罗文、汪明荃、谭咏麟……兴起于1979年的广州音乐茶座，捧红了“广州郑少秋”陈浩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广州罗文”李华勇、“广州邓丽君”刘欣如。1983年以后，音像公司开始组织乐手扒带子。“我们找来专业乐手记乐谱，按照原来的编排重新录一遍。当时能听到的港台流行乐都是在电台播放的、华侨带回来的、去沙头角买来的……能听到原唱的只是少数人。”那时的音乐人，听到邓丽君、罗文、苏芮都觉得震撼，会忍不住模仿他们的唱法、声音和编配，在模仿中学习独立。

扒带子扒出了一批后来的原创音乐人：李海鹰、陈小奇、陈洁明、毕晓世。崔健也扒过带子，他曾在采访中回忆：“1984年、1985年，我们刚开始接触西方现代音乐，很有感觉，开始自己扒带子，扒着扒着就觉得可以写，就写了两盘专辑。”1985年，崔健的首张个人专辑由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出版，夏里巴发行，负责这张专辑的就是赖秀薇：“春节之前我们拿到母带，准备春节发。但广东人很忌讳，大过年的你唱《一无所有》？”

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

虽然对《一无所有》不太接受，广州依然是最早玩乐队的地方。1977年5月1日，毕晓世组建的“紫罗兰轻音乐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首演。十年后，他又与解承强、张全复组建新空气乐队，在西北风、摇滚乐与港台大碗的夹缝下写出《世界只有一个地球》，成为1988年北京第二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主题曲。1989年，健力宝贡献5万赞助，乐队成功在友谊剧院演了三场。舞台二楼挂了两块红布，写两行字：“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

1987年，广东电台主办了大陆第一个流行音乐榜：“健牌”歌曲大赛。年底，歌榜评出“广东十大创作歌曲”。次年，广东电台就拉来了北京电台与上海电台，联合在广州举办“京沪粤创作歌曲‘健牌’大奖赛”，摘获金奖的是杭天琪的《心愿》——那时得奖的不是歌手，而是他们唱的那首歌。

1990年，廖明祖退休。他没有再去关注下一个十年中，成为全国原创与造星中心的广州流行乐坛又改变了谁的命运，创造出什么奇迹。他能回顾的只有从前。1937年广州沦陷时，廖明祖跟家人去了香港，后来念了无线电专业。广州一解放，他就徒步从香港走回宝安。1952年他调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两年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代改变了他的命运，从壮志凌云的辉煌，到理想破灭的灰暗。但他却并不后悔回到故乡来。

“那是一个理想年代。人心单纯，一路向前，不计回报。十年二十年后的事……不考虑。也有不好的方面，但那时我没空想这些。我只想去更多的城市，看到更多太平洋出的磁带。如果能重来一遍，我的选择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