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之职走马上任。位列封疆大吏，这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嘉靖皇帝赐给他“王命旗牌”，希望他能够平定肆虐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之乱。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纨上任后，从断绝倭寇与大陆的走私入手，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如此手段虽对于制止沿海通倭有很好的效果。朱纨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料到，阴谋正在酝酿，危险就在不远处。

禁海之策触犯了与海寇有着密切贸易联系的地方官员士绅，也包括在海外贸易中获得利益的朝中大员。海寇们不惜花费重金收买官员，保持海贸关系。在大量金钱面前，众多官员上下勾连，对倭寇出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可怕的敌人还来自朝堂之上。如言官周亮，是署府事推官张德熹的乡友，因朱纨在执法过程中斩了张德熹，周亮就利用自己御史的权力，竭力弹劾朱纨。而朱纨的支持者夏言在与严嵩的政治斗争中落败，严嵩想尽招数削弱朱纨的权力。御史陈九德又借朱纨在走马溪擒杀李光头等96人，弹劾他“擅专刑戮”，迫使朝廷将他免职待查。

众口铄金，朱纨最后免官回籍，愤而自杀，死前悲叹，就算皇上不杀，闽浙人也不会给自己活路。

朱纨案是国家利益与商人利益激化到极点的典型，但终大明一朝，官商勾结挖朝廷墙角的故事层出不穷。谁能想到，有着过亿人口，贸易量巨大的明朝，每年只收区区300余万两银子的商税？穷了朝廷，富了商人，这是一种特殊的藏富于民，结果却是大明朝穷得只有灭亡一途。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

说起明代商人，人们最常见的认识是，明朝商人地位低，主要依据来自朱元璋。这位爷对商人的态度可算是皇帝中的奇葩。他曾明文规定，可以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洪武十四年，他还控制了商人的生活方式——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类料子的衣服。

史学界经常有一种老调：重农抑商是明朝末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似乎若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在五六百年前实现了。但如果仔细研究明朝的商人，你会发现，这真是天大的误解。

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疯狂逆袭。各地著名商帮迅速崛起，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白银帝国》一书认为，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最出名的晋商张、王两大户皆是亦官亦商。王家创业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王瑶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历任兵部右侍郎等职；而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担任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张家、王家联姻的同时，还与陕西人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在这张巨大的关系网中，张、王、马几乎垄断了北部边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以至于御史永郜愤怒地吐槽：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

商业税率已经很低，还偷税漏税，所有人都在挖国家的墙角。

除垄断之外，官商勾结更隐秘的方式是，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他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针对教科书讲的明朝税率过重，导致人们愤而起义的老套说法，黄仁宇在其著作中进行驳斥，明朝的税收存在过低而非过重的问题。他先指出，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其中市舶税只有4万两。

对比宋朝，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至于市舶税，高宗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黄仁宇记述：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三个月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撤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制度，令木商自己写下收入，爱交多少是多少。商业活动兴盛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不超过七两银子，简直就是笑话。

当然，一旦某位官员敢冒犯商人利益，他便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与民争利的反面教材。那些上下齐手蛀空国家的官商们，甚至罔顾国家兴亡。就如本文开始朱纨的例子，只要触犯利益，不将其置诸死地决不罢休。

参考资料：

《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海禁，闭关锁国的历史一页——明代朱纨海禁政策研究》、《中国通史》、《对明代赋税收入低等事实真正原因的探索》、《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白银帝国》、《晋商为何称为天下第一商帮》、《明朝灭亡与东林党的“偷税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