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写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书中，几乎都充满了“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辉煌巅峰”、“黄金时代”之类的称颂之词；十三行商人伍秉鉴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上个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亦被今人引以自豪，仿佛与有荣焉。

其实，揆诸事实，十三行之所以能辉煌于一个时代，固然有广东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悠久的通商历史以及粤商个人品行等各方面的因素，但朝廷赋予十三行垄断经营的地位，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垄断企业往往是腐败的渊薮，垄断程度愈高，腐败愈烈。

开海贸易初期，十三行全部由官府指定，专替外商处理货物交易事宜，代为支出收纳进出口税。这些牙行称为“官行”，或“官牙”。其中有托庇于藩府的“藩商”，有受总督任命的“总督商人”，有受将军任命的“将军商人”，有受巡抚任命的“抚院商人”，号称“四大官商”。后来还冒出一种自称得到皇太子撑腰的“皇商”，把持全部对外贸易。从这些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们与官府的关系。

随着贸易的日益兴旺，不断有新的行商加入，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出现为争揽生意而互相压价、贵买贱卖，打“价格战”的情形，扰乱了市场。1720年，有16家行商在神灵面前宰鸡歃血，结盟起誓，组成公行，制定共同遵守的行规。

而没有加入公行的散商，则不准与外商接触，以此确保公行的垄断地位。不难想象，那些被排斥在公行之外的散商，说起十三行，是一肚子忿忿不平。公行组织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垄断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

伍秉鉴的父亲原在福建种茶，康熙年间，朝廷开海贸易，他灵敏的鼻子，马上嗅到发财的气息，举家迁入广东。但他的发财梦一开始并不美满，做账房一度因欠债而逃匿，转做盐商又赔了大本。后来在广州城西（今仁济路附近）开了间从事外贸的怡和行，虽然慢慢爬升到二十家行商中的第六位，但又因为拖欠关饷，不得不东躲西藏了几年。

1801年，伍秉鉴子承父业，做了怡和行CEO，外国人都叫他“浩官”。伍秉鉴的性格，似乎不太适合做生意，他沉默寡言，没有幽默感，洋人觉得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

伍秉鉴不会说笑话，但很会做生意。怡和行在他手里，第二年便跃居行商第三位，五年后已坐二望一。1813年，官府决定从行商中挑选两个人，充任总商，一切评订货价和对外通商事宜，统由总商负责，其他商人不得过问。伍秉鉴众望所归，成为两位总商之一，口含官宪，手握议价权，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

伍秉鉴在其巅峰时，拥资超过2600万银元，相当于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金钱神话，为天下所艳羡。仅看他在广州河南的别墅庭园，已让人叹为观止，其规模可与《红楼梦》的大观园媲美，中央大厅摆得下数十桌筵席，能容上千名和尚诵经礼佛。据上他家做过客的洋人描述，登上他家的高台，“广州全城景色及城外江河舟楫俱在眼前”。当然，如今的伍家花园只剩下一条“伍家祠道”以及一小段红砂墙基，供人凭吊。

垄断企业往往是腐败的渊薮，垄断程度愈高，腐败愈烈。因为这个垄断是靠官府赐给的，官府要得到回报，于是便导致官商勾结。在1801年至1843年期间，伍秉鉴向官府行贿、捐输、报效的钱，多达1600余万两，买回来了一大堆金光闪闪的官衔、封荫和官职。按清朝的规定，商人最高只能授三品职衔，但伍秉鉴给自己捐了个从二品顶戴（相当于布政使），上至伍秉鉴的曾祖父，下至其子伍崇曜，五代俱晋一品荣禄大夫，成了广东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连皇帝都知道广州有个叫伍秉鉴的富翁，钱多得不得了。

伍秉鉴的生意经——“诚实、亲切、细心、慷慨”，曾经一次撕毁生意伙伴7.2万银元欠条。

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数量惊人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千万家财，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同时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当年广州有一首民谣：“潘卢伍叶，谭左徐扬，虎豹龙凤，江淮河汉。”前面八个字，代表了十三行八位著名行商，其中“伍”即伍秉鉴的怡和行；后面八个字，形容他们财雄势大，傲视天下。

那时的商人赚了钱，往往通过修路筑桥、办善堂、办学校等公益事业，回馈社会。伍秉鉴在这些方面，亦不甘人后，据记载，“凡桑园围、大石围捐款，军需捐款，小者三四十万，大者五六百万，胥于怡和洋行取给”，伍秉鉴不仅为广东建设出力，还为千里之外的黄河河工捐过不少钱。

伍秉鉴在生意场中，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凭借着官府所规定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之外，他个人的性格品行，也是重要原因。洋人都公认他“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也许这就是他做生意的另一种本钱，是他独有的成功之道。

有一位美国商人和伍秉鉴合伙做生意亏了本，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无力偿还。他也很信守合约，因债务在身，便老老实实待在广州，虽然望尽天涯路，却不敢归故乡。

伍秉鉴知道后，心生怜悯，当着这位商人的面，把债据取出，三下两下撕成碎片，然后对美国人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已。现在我们之间的账目已结清，你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了。”7.2万银元，相当于5万多两白银，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很多知府大人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收入，还不到一千两，这是他们50年的“工资收入”。却被伍秉鉴随手一撕，化作废纸。

还有一位美国商人替伍秉鉴承销生丝，伍秉鉴要求他把赚到的钱兑换成东印度公司的期票。不料这位商人急于赚快钱，自作主张，把赚到的钱买了一批英国毛织品，结果市场滞销，亏了几千元。这位美国商人愧疚不已，主动向伍秉鉴认错，表示愿意赔偿。但伍秉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以后要多加小心。”并不要他赔钱，而是自己表示承担了这批没销路的毛织品。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对行商以严厉著称，有美国水手在广州打死民妇，阮元连十三行的保商黎光远也一并收监，最后判了黎光远流放伊犁。黎光远其实很冤枉，还因此破了产，伍秉鉴和几个洋商一起筹款，送给黎光远作流放伊犁的生活费。

这些有着浓浓人情味的逸闻，显示伍秉鉴并不是一个锱铢必较的“孤寒财主”，他做生意颇能为别人着想，过得了自己，也过得了别人，令中外商人对他都赞誉有加，虽然怡和行的收费比其他行高，但洋商仍然乐于与他做生意。

鸦片战争中，不仅要替朝廷赔款，还戴枷游街，承受了人生奇耻大辱

十三行因为有官府的支持，才获得外贸的垄断地位。因此行商与官府之间，多少都有金钱关系。但阮元为官清廉，他对商人的监督也格外严格。当时行商实行联名具保的制度，一家行商倒闭，其欠债要由联保的其他几家行商偿还，经常出现一家破产，便连累几家倒闭的情形。

坊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因为有行商倒闭，拖累了怡和行，伍秉鉴去见阮元。阮元问他欠饷的情况，他说：“不是我有意欠饷，实在是因为市道疲软，官府催饷又急，我吃不消了。这样下去，官商两败俱伤。”阮元挥挥衣袖说：“既然如此，我免你家数年饷，好自为之。”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后来受到质疑。阮元当两广总督时，正是伍家生意的鼎盛时期，何至于上门求官府免饷？而阮元也不是一个如此不负责的官员，随便就免一个行商几年的饷。事实上，阮元铁面无私，对伍秉鉴一视同仁，1821年，因为伍秉鉴对外船夹带鸦片，知情不报，阮元便奏准摘去他的议叙顶戴，以示惩戒。

另一个对行商非常严厉的官员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曾召见伍崇曜，对行商滥保夹带鸦片的洋船，严加痛斥：“本大臣奉旨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勒令他们父子改邪归正，并要洋商缴烟具结。

伍秉鉴说服洋商，向官府缴出了一批鸦片，但林则徐认为这只是九牛一毛，做做样子想蒙混过关，勃然大怒，下令把伍崇曜革去职衔，投入大牢，把七十高龄的伍秉鉴摘去顶戴，套上枷锁，游街示众，从衙门游到十三行，沿途民众围观。直到英国人缴出两万箱鸦片才放人。这批鸦片的钱，最后由行商公所的基金行佣中偿还给英商。所谓行佣基金，是从进出口货交易中抽取款项，专门用来打点朝廷和官府上下关系的。

对于一个世界首富来说，被戴枷游街，亦算得上是奇耻大辱了。官府对十三行商，没事时都当他们是摇钱树，任意敲诈勒索；一旦与洋人有交涉，就拿他们杀威，吓唬洋人，再不然就要行商出面斡旋做挡箭牌；如果斡旋不成打起来，商人的命运更糟糕。当时的中国十之八九是吃败仗的，商馆店铺被毁不说，败了以后官府要赔钱，钱还得从商人腰包里掏。

1841年，英军围攻广州，靖逆将军奕山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赔款6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行商先付，其余400万由官府垫支，行商分年摊赔归补。

官府打了败仗的600万元赔款，全部由商人给他们埋单。当时广州有民谣唱：“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崇曜）顶上，六百万讲和，七钱二兑足。”仿佛赔钱讲和，都是行商的错，其实，伍秉鉴不过是代官府受过，出了钱还落个骂名。

鸦片战争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朝廷勒令旧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300万元，伍家独认100万，一时未能交清，官府天天派人上门催缴。伍秉鉴再也受不了了，一病不起，在广州河南去世。十三行这种公行制度，短期内虽可以让朝廷捞足油水，也制造了一批超级富豪，但长远来说，却是中外贸易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前，已趋于衰落，商人们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府以报效、捐输、摊派等各种名义，没完没了的苛敛勒索，令行商们疲于应付，走投无路。结果，有些行商开始与洋人勾结，从事鸦片走私。有些行商受到官府勒索，转头又去勒索外商，以转嫁损失，形成恶性循环。

1856年，英军攻破广州外城。愤怒的广州人纵火焚烧十三行。这场大火直烧得天愁地惨，天子南库、锦绣乾坤，霎时间都灰飞烟灭，化作废墟，十三行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

包括伍家在内的富家大族在西关、在海珠精心修筑的庭园别墅、瑶台画舫，也在岁月更替之间，消失在烟水茫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