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大楼就是色情、煽情和矫情的综合体！”听罢，雷姆·库哈斯大笑：“你们懂什么，CCTV大楼其实是温柔的存在！”

“什么博物馆，太花里胡哨了吧！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当被指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造型浮夸，弗兰克·盖里微笑，点头，然后竖起中指：“你们不懂，也请你们不要再问类似愚蠢问题了。”

面对世界的责难，他们选择特立独行。他们设计的建筑方案丰盈过城市的天际轮廓线，暂缓过传统文化的自然衰败，也曾因所造建筑外观的张牙舞爪，而被世俗强行与异端、暴力、堕落和性发生联系。他们本身，其实也和他们设计的建筑一样，出众、怪诞，不受束缚。他们的眼里其实没有甲方，没有建筑规则，也没有约定俗成的构图金科玉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传统操守到了他们的世界里，立刻自动改写为“只唯己，凡事皆不唯”的“疯子信条”。某一个瞬间你会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只手遮天，变城市为建筑实验室，让街道成为设计试验田。但这个世界一旦没有他们，会减少一些乐趣和创意，会缺失很多灵感和空间。

“今天世界里98%的建筑和设计都是狗屎。”

弗兰克·盖里是这样一个老头儿：有点自恋气质，总是叫嚣其他人不懂艺术不懂建筑；有些自豪情结，“我设计的每一幢建筑都没有超出预算”；有种自信感觉，“表现力必然是建筑灵魂”；有个自黑习惯，“我设计的建筑，总是看起来傻傻的”。

弗兰克·盖里的代表作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最能体现老头的建筑思想：不规则的双曲面体量群，让建筑表层在不同角度反射外光，从而与他坚守的“建筑一定要有表现力”建筑观吻合；他用钛合金作主材料，采用智能水泥的环保手段，材料连接处的用料也是稀松平常的胶合板。“我不浪费，不超支，但尽量保持建筑曼妙美观。”

《纽约客》杂志评论家保罗·戈德堡称赞弗兰克·盖里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此说曾引发建筑界极大争议。“盖里建筑的烂在业界是众人皆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傻瓜称赞他，甚至不断付钱让他去设计？”

“最有名建筑师”的头衔恐怕真是未必。与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的雄心、密斯·凡德罗提出“少即是多”理论、格罗皮乌斯创办包豪斯等相比，盖里的确担不起如此赞誉。但要说史上“最有性格建筑师”，恐怕也无人能出其右。

设计纽约馆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因毕尔巴鄂馆扬名的盖里所受评价便完全不同。对于赖特，人们更愿意用“大师”字样描述他，并誉之为欧洲新建筑运动的启蒙之父；至于那个逗逼的老头儿盖里，大家爱毕尔巴鄂馆的华丽飘逸，爱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的波浪线条，但对于这个人，大家总是感受不到如赖特那样的随性、好打交道。

“随便吧。”盖里一笑，“创意就是对限制的积极反应。”现在看来，他还得在建筑界里继续折腾，张牙舞爪对那些自己不认同的“限制”积极反应一阵子。

我的“大都市”，不是你们的“大都市”。

鹰眼、秃头；鼻略勾、耳微招。外貌与性格一样棱角分明的库哈斯，用离经叛道的CCTV大楼，为“大都市”进行了重新定义。

这个早年做过记者、干过专栏作家的荷兰人，将自己设计的CCTV大楼图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并列，放在2004年的著作Content的封面上。库哈斯表示，自己原本想将CCTV大楼放在中间，代表着新时代的开始，布什、萨达姆则出现在“大裤衩”两侧，代表全面以自己设计的央视大楼为中心。但无奈，越描越黑，国人显然已经把“大裤衩”这个梗所延伸出的色情暗示玩坏。“我觉得我被过度消费了。”库哈斯摇头。

“21世纪是属于雷姆·库哈斯的。”曾有杂志如此评价。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没错。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比库哈斯更全能的建筑家了：他做过记者，对待建筑问题时也保持捕捉新闻的敏锐；他写过专栏，这让他深入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他拍过独立电影《白奴》，这间接助力他通过融入镜头的拼切，来辅助建筑方案执行；他还出过书，做过全球独立调查……

他对“大都市”极为痴迷，这也是1975年他把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命名为“大都会建筑事务所”（The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简称OMA）的原因。他对城市极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便率领团队来到珠三角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包括广州、深圳、香港在内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差异。在早年求学时写成的《癫疯的纽约：曼哈顿的宣言》一书中，库哈斯虚构了《囚禁中的城市》等诸多故事，借以展开自己对于都市的观点。在他理想的大都市里，“即使是建筑上最不重要的细节，它所展现的永久性和大都会不断变更的不稳定性也是互不相容的。在这场冲突中，大都会无疑是胜利者”。

他批判目前城市里的怪诞现象，引发执政者及相关部门不满。但他还是口无遮拦，似乎希望凭借一己之力对都市景观及城市文化进行再修缮。“当下很多城市提出对城市恶习‘零容忍’。这是一个大都市最致命的口头禅，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最大容忍的空间，那么还剩下什么？”

但他坚决反对建筑“开历史倒车”：“建筑的有趣之处，在于总会有新东西出现，而不是总是回归旧的事物。”仔细琢磨这种论调，也就不难理解那个看似夸张怪异，实则与多数摩天大楼迥然不同的CCTV大楼。按照库哈斯自己的说法，他从城市和公众的角度去塑造建筑外部形态，试图让城市与建筑进行对话，因此他要让这个代表官方媒体意识形态的庞然大物，能够出现在每一个经过北京CBD交叉路口的人的视觉范围内。

“他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然而他创造形式；他不是一个理论家，然而思想支配他的工作。”这是库哈斯获得2000年度普利茨克奖的颁奖词。若干年后，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讨伐，库哈斯也许会淡然一笑：这是我的大都市，不是你们的。

高迪可能是人类史上最痛恨直线的建筑家。

“直线不是我的菜。”高迪说。说完他又一头扎进曲线的海洋，扎进弧度的光怪陆离，扎进那座一生也没修建完成的圣家族教堂的工期中。

高迪可能是人类史上最痛恨直线的建筑家，不信你看米拉公寓、巴特罗公寓、吉埃尔礼拜堂和古埃尔公园，那些奇怪的烟囱、粗大的圆柱、突变的屋顶、扭曲的波浪，全都在诉说一种思想：与象征着急躁的直线决裂，与代表粗暴的直状物划清界线。

“这人疯了，这些建筑算什么东西啊！”虽然外界对于包括圣家族教堂在内的宏大建筑一直非议不断，但在那个封建贵族逐渐没落的19世纪末期，高迪在建筑界却有十足的话语权。他为工业巨头服务，为政府服务，而服务的工具便是一张张图纸和规划方案，以及接下来挺立的房屋建筑。在巴塞罗那，他可以趾高气昂地践行“曲线为大”的建筑哲思，并将精致的铁艺、石刻的雕花，以及那些梦幻城堡、恶魔宫殿融入公寓、教堂与公园中。到最后你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一座公寓就是一个魔幻故事呀。

与此同时，一生未娶似乎成了高迪的另一个标签。“拒绝不完美，就像拒绝直线那样不妥协。”在高迪的世界里，直线就是粗糙的将就，曲线波浪才是完美的追求。看看耗尽他46年心血的圣家族教堂吧，这栋威严到波澜壮阔的教堂，其实不只是为上帝而建的房子，高迪更希望那三座象征着诞生、死亡和荣耀的建筑，能让每位来访者都接受一次新的洗礼。“我喜欢人们看我那些波浪和彩色外墙。”高迪曾说。他曾花数月对一个烟囱和一块砖瓦进行位置调试，有人建议他直接按直线设计图规划，他愤怒，觉得受到了侮辱。“你们别管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