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作为皇帝的最后时刻。

天皇已经决定投降，但军方并不打算放弃抵抗。东京的参谋本部依旧发号施令，表示“大本营企图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命令关东军“就地击破来攻之敌，保卫朝鲜”。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收到了“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的电报。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扶植的几个伪政权在投降消息传开后又撑了几天，直到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后，才一一散场。

末代皇帝溥仪在吉林通化大栗子沟听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两天前，为了躲避攻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他和一干“皇族”被关东军送到这条山沟，住进附近煤矿日本人矿长的家里。这里距离朝鲜仅一江之隔，“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溥仪却没有心思欣赏，一直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听完广播，溥仪拉着弟弟溥杰的手相对流泪。溥杰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完了，这下子彻底证明满洲国是完了，因为连日本都投降了，哪还有我们的生路呢？”信念的消失就是这么快，几天前溥杰得知皇兄要“离京”的时候，还感到“多年来在陆军士官学校培养起来的那股军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愿在这里为保卫作为满洲国首都的新京而牺牲”，特地跑去觐见溥仪，表示“皇上请善自珍重，我愿留在这里战斗到底”。

听到“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告知“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后，溥仪立即跪下磕了几个头，口中念念有词“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

三天后，溥仪在沟里宣读了退位诏书，伪满洲国的开“国”皇帝同时成了亡“国”皇帝。

溥仪的恭顺毕竟起了作用，关东军决定将他和一干“皇室”送到日本。谁料，在沈阳机场等待转机的时候，天上降下来的却是苏联军机，冲出机舱的苏联士兵将机场日军守备队缴了械，溥仪、溥杰兄弟变成了阶下囚，连同一众高官被送到西伯利亚。他们再次踏上中国国土，已经是五年之后。

汪伪政权的落幕——有人还在躲情债。

南京的汪记伪国民政府是另一番景象。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并兼行政院长。听完日本正式投降广播第二天，陈公博也宣布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宣称汪伪政权“原其要义，于国家残破之余，以和平求国家之建设复兴”，经过六年“奋斗”，“今则世界已回复和平，中日亦消除战祸”，所以“吾人之使命，亦已结终，即日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

虽然陈公博要求所辖伪政府“维持地方”，伪军“守土安民”，但是南京先乱了起来。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冒出来一个号称“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的周镐，会同几个伪军将领带着部队逮捕起汉奸来。伪司法部长吴颂皋、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四十多名汪伪高官被捕，伪陆军部长萧叔萱拒捕被击伤，不久身亡。

伪陆军军官学校的三百多名学生抗议校长被捕，全副武装地开入市区，设街垒、架机枪，和周镐一方对峙。南京市内一时大哗，最后靠已经投降的日军出面才平息了事态。

混乱之中，汪伪政府的大小官员各显神通、自谋出路。有人联系重庆方面反正自新，有人在家里坐以待毙，还有人亡命天涯，演出各色各样的故事。

小说家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做过汪伪候补中央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留下了最传奇也最狗血的一段逃亡经历。

日本投降时，胡兰成在武汉担任日军报道班所控制的《大楚报》社长。决定逃亡之后，他先是打发了17岁的小女友周训德，叮嘱她“你的笑非常美，要为我保持，到将来再见时，你仍像今天的美目流盼”，之后化装成伤兵，随日军逃往南京。

对周训德的甜言蜜语犹在耳，胡兰成又在从南京潜往温州的路上，和同行的范秀美住到一起。他声称“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

在此期间，张爱玲还四处奔波，为他筹集流亡的经费，甚至不远千里从上海跑到温州去看他。胡兰成总结“我已有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它是这样，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让人不知该如何置评。

1950年，胡兰成从温州逃到香港继而偷渡日本，比顶头上司陈公博到日本足足晚了五年。但陈公博在抵达之后仅一个多月便被押解回国，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于1946年6月被枪决。胡兰成则留在日本安度晚年，直到75岁病逝。

（文/司马戡）

结束与开始：光复河山300万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攻关东军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来，蒋介石也命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日军武装。国共两军各路部队，纷纷向日军占领的县市开拔。

8月24日，一支军队开到南京市郊，指挥官还到中山陵拜谒。这支部队所携装备旗帜、所用公文关防，全是正规中国军队的制式，只是官兵所说的语言让南京人完全听不懂。

三天之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为接收打前站时，这支部队立即撤走了。南京群众事后才知道，这支昙花一现的接收队伍，是活动在大别山东麓的桂系部队第七军，带队的副军长李本一得知日本投降之后，不待请示上级便带领一个团兼程疾进，得以率先进入南京，很是风光了一把，却也付出惨痛代价。

李本一因违反军令被判了刑，其他人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他只能蹲在牢房里等着家人送饭。

在国民党军向日军占领区挺进的同时，位于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开始出击，接收与根据地邻接的各县市。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此前由于筹备中共七大和开展整风运动，各大抗日根据地的军政首脑多数留在延安学习。

抗战胜利之时，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陈锡联……这些赫赫有名的抗日将领在延安已经近两年，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前线去，可这时再用地面交通方式，最快也要两个月才行。

费了十天功夫，才找到最快捷的方法——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同意这些人搭乘美军的C-46运输机前往山西黎城。登机之前，大家还合了一张影，陈毅还打趣“要是我们摔下来了，将来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吧”。最终，飞机还是顺利抵达目的地。

8月2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抵达湖南芷江，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传达命令。同日，日本关东军59.4万人向苏联红军投降。

随后的日子里，中国军队开赴越南受降、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中苏两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参加密苏里号上举行的盟军受降典礼……9月3日之前，这一系列事件似乎都预示着战后中国将向着和平发展。然而，历史永远不会如人所愿，这不过是另一幕大戏的开场。

（文/司马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