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蛮荒，栖息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就是那个小部落里的一员……这是你的专属家园，部落的狩猎场。男人经常外出打猎，女人采集果实。儿童在营地周围嬉闹，模仿父辈的狩猎技巧。

“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已经完成文明进程，里面塞满机器和建筑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0万。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庞大的都市纷繁复杂，在你四周铺展开来，一望无际。”

这是英国动物学家、生物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在《人类动物园》（饱受争议的“裸猿三部曲”之二）一书中开篇设想的两个场景。他引导我们比较这两个画卷：第一幅画里，如果部落万事如意，人口膨胀，一群人将会出走，到一片新的领地去殖民。就这样，人这个物种一点一点地在广阔的地区逐步定居下来。从数量比上看，第二幅画里的10万人对第一幅画里的1个人，从第一景到第二景的变化只用了几千年。人这个动物似乎适应这异于寻常的新情况，但他还来不及完成生物学意义的变化，来不及演化为在基因层次上文明化了的新物种。这个文明化进程完全是依靠学习和条件反射实现的。从生物性上讲，人仍然是第一景里描绘的那个简单的部落动物。

1967年，莫利斯便借“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向世人宣称：人，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由地而生的猿猴。在193种猿猴中，只有一种猿猴全身赤裸，他们自诩为“智人”，实际却是“裸猿”。他挑衅般的观点激起巨浪，《裸猿》一度成为地下禁书。但几十年来，莫利斯的观点从未动摇：人类的生物学基础非但不能回避，而且要认真研究。尽管人类创造了瑰丽的文明，但仍然受制于基本的生物规律。

笼龛内外，已说不清哪一边更像“人类动物园”。你甚至会怀疑正在笼子外打量他们的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同类，是动物还是人类？

在《人类动物园》中，莫利斯的声音更像一个比较动物学、生物人类学的权威：近代以后，人类社群不再是人人熟悉的小型部落，也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而是人口爆炸的超大型部落。现代人于是成了“超级部落人”，好比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

他这样解释人类的“自我圈养”——人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生物属性，猝然进入超级部落里的都市的混乱时，人心灵深处反而感到满意。这一属性是永远难于满足的好奇心、创造性和心智上的唯美倾向。都市的混乱场面似乎能加强这一品性——他思念都市的狩猎生活，到最大、最佳的狩猎场去猎取最大的猎物——是许多现代都市居民自愿禁锢在“人类动物园”的动力。

莫利斯认为，圈养动物发现自己被关闭，孤苦伶仃，或者生活在反常而扭曲的社会群体里。在并排的铁笼里，它可能会看见或听见其他的动物，但不可能与它们接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都市生活的超级环境的运作与之极为相似：“城市生活的孤单是众所周知的危害。在非人格的大群体中，人很容易失落。……在小型的部落社群中，约束他们的内聚力要大得多。由于顺应和一致的需要，他们的菱角被磨平了。相反，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社会隔离的悖论又给人类动物园里的许多人带来大量的压力和苦难。”

“人类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有评论称这一比喻深刻揭示了现代都市人的困境：人口过剩、过分拥挤的生存空间与人的生物学特性严重相悖，造成过分的压力、过多的“都市病”。

来自法国摄影师Patrice Letarnec的一组作品《人类动物园》（Human Zoo），便像时隔多年对莫利斯的观点做出的一次视觉呼应：一个个紧锁的大铁笼内，简陋的枯树、石台、冷墙壁，面无表情的人们在里面，暮气沉沉地存活着（甚至都不能叫生活）。他们躺着、歪着、行走或互相倚着，看不出温暖，只释放出绝望、烦躁与百无聊赖。人类终于像动物一样被圈养（或囚禁）在动物园内，被观看，被指手画脚，成了名副其实的“圈养动物”。

这组作品看后令人不安，当人类社群与动物丛林彼此交替，“超级部落人”与“圈养动物”之间界限趋近模糊。失去自由意志的人，或皮肤裸露的“智人”，笼龛内外，已说不清哪一边更像“人类动物园”。你甚至会怀疑正在笼子外打量他们的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同类，是动物还是人类？

“在正常情况下，在自然栖息地里，动物不会自残、自渎、攻击幼崽，不会患胃溃疡、恋物癖、肥胖病，也不会结成同性恋的配偶，亦不会杀戮。毋庸赘言，在都市人的身上，这一切都发生了。……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动物的确表现出这样的行为；当它们在不自然的情况下被囚禁起来、受到限制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动物园笼中的动物表现出上述一切反常的行为，我们对人身上这些反常现象就很熟悉。显然，城市不是水泥丛林，而是人类动物园。”

在这个超级部落，或人类动物园里，“圈养动物们”会发明一些规则，比如宗教、法律来约束自己的本能。但在实际操作中，动物本能仍然发酵着强大的力量。

“Human Zoo”不只是莫利斯的书名，也是Patrice Letarnec的摄影作品名，或作家们的小说名，更是历史上“社会人类学范畴”的一种荒诞现象的命名。

“人类动物园”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学话题。然而，这一概念也因几个世纪以来的另一呈现形式，持续酝酿着巨大的争议。

“Human Zoo”不只是莫利斯的书名，也是Patrice Letarnec的摄影作品名，或作家们的小说名，更是历史上“社会人类学范畴”的一种现象的命名：Human Zoo，19、20世纪公开进行的人类展览，所展出的人类（展品）通常是所谓的“原始人”。这种展览往往着重强调西方文明中的欧洲人与被认为“原始”的非欧洲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它常常被视为一种荒诞的种族主义行径。

简单说，“Human Zoo”也是一种“人类展览”。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巴黎、汉堡、安特卫普、巴塞罗那、伦敦、米兰、纽约、华沙等地都举办过这样的展览，受欢迎的程度难以想象，通常参观者数量都能达到20万人以上。至今，巴黎当年为迎接殖民博览会建造的“热带花园”，还因为人类动物园遗址的角色，成为现代游客的寻访秘地。

在这些展览上（或人类动物园中），人类不仅像“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珍奇异兽”，更趋向于一种“活体展品”。最近的一次争议引爆，来自两年前的伦敦，2.3万人签署请愿书，呼吁抵制南非装置艺术家布莱特·贝利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展示的最新作品《物证B》。艺术家的灵感便来自19世纪欧洲观众将非洲人当原始怪物观赏的“人类动物园”，一些触目惊心的暴行也还原性地展示。不像法国摄影师Patrice Letarnec那样，用那些“笼中行为”的作品唤起现代人的心理警觉，布莱特·贝利这位南非的白人艺术家，因为用艺术揭开历史的伤疤，过度唤起了民族间的心理痛感甚至耻感，而背上了种族主义的恶名。

文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总是擅长触摸人性与动物性的边界。

文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总是更敏感于人性（人类社会）与动物性（动物群落）彼此的边界，擅长在作品中以动物和动物园作为隐喻投射。

早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之间的阶级博弈，就已被极尽讽喻地呈现：农场的动物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将压榨它们的人类东家赶出农场，以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然而，“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最终，所谓的动物领袖，那些猪，篡夺了革命果实，成为比人类东家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者。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在他的成名剧作《玻璃动物园》中，则把人比作蜂群，住在“密密麻麻的蜂窝似的居住单位”里。

英国新生代小说家朱莉娅·斯图亚特，则把她的小说《伦敦塔集雨人》设置在千年历史的伦敦塔里。在13世纪早期，伦敦塔里就有一座动物园。这个故事，便围绕着看塔人一家与这座神秘的塔内动物园展开。

而中国作家、诗人钟鸣在那部奇幻的《畜界，人界》中，把人类与动物界的奇异生灵与人性、兽性书写到极致：吃铁的动物、叩头虫、刑天、政治动物、一元论动物、树皮兽和其他名词性动物……想象力丝毫不输博尔赫斯的《想象的动物》。通篇既有人类的共性，又不乏东方语境：“狐狸的报复一般选在秋天，秋后算账的本义指的就是这个。”他还从帕斯卡关于国王与动物的格言中，觉察到与权力相处的方式即是要使自己“动物化”：“嵇康之所以不能存身，在于他对变成动物还只存有幻想，究竟是变成不食死鼠和腐臭的动物，还是继续做人，他始终拿不定主意。”这一点，又与莫利斯的“人类动物园社会学分析”不谋而合。

坦言“心中碰上大波动”时会选择逛动物园的毕飞宇，也洋洋洒洒写下过一篇《人类的动物园》。“动物园”这个概念本身就隐含了“城市”这个概念的部分属性。“狩猎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产生不了‘动物园’一说的，工业文明出现了，人类便有了自己的动物园。动物园的出现标志了人类对地球生命的最后胜利。”

他写道，人类对凶猛动物的敬畏原先可是了不得的，诸如“老虎的屁股”“吃了豹子胆了”“河东狮吼”都是动物留给我们人类的最初惊恐。这些话如今只剩了“比喻”的意义。在动物园里，人类从来没有这么自信过。站在动物园里，他时常想：如果没有人类，世界的主人到底会是谁呢？或者说，如果上帝再给所有的动物一次机会，谁是世界最后的“秦始皇”呢？

最后他写下：“把狗还给狗。把狮还给狮。把水牛还给水牛。这是我们人类唯一要做的事。”生命一直是结伴而行的，别的生命都进了动物园，人类的末日便不远了。

也许，一个真正的“疯狂动物城”就是人类的未来。

人类和动物，到底是谁驯化了谁？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那本著名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人类历史的视角，他将人类看成一种经历过数次革命最终占领地球的动物。

书中他写道：“有学者（注：也许就包括莫利斯）曾宣称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跃进，是由人类脑力所推动的进步故事。他们说演化让人越来越聪明，解开了大自然的秘密，于是能够驯化绵羊、种植小麦。等到这件事发生，人类就开开心心地放弃了狩猎采集的艰苦、危险、简陋，安定下来，享受农民愉快而饱足的生活。”他笔锋一转，认为这个故事“只是幻想，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

赫拉利通过一万年前的绵羊、牛、山羊、野猪和鸡的DNA拷贝数据得出推论：农业革命是这些动物的胜利。农业革命的结果，不是人类驯化了农作物和家畜，而是农作物和家畜驯化了人类。

当然，就像莫利斯的“裸猿说”激起大量“智人”的口水讨伐一样，赫拉利的“家畜驯化人类”也引起很多反驳声音。“如果说农业革命是农作物和家畜的DNA的胜利，那么工业革命就是机器和集成电路的胜利？”自称“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中国学者李淼，就坚持认为人类至少是银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如果我们真相信基因或细胞才是价值所在，那么一头大象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一个人，一头鲸鱼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大象（动物细胞的大小基本相似）。”

《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称，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考古学家对132种灭绝啮齿动物的8万颗化学牙齿进行研究后，震惊地发现，地球的轨道变动是造成哺乳动物大灭绝的原因。地球绕太阳的轨道每隔250万年左右就会从圆形变成椭圆形，这一变动将使地球进入超寒冰河时代，造成生物大灭绝。而人类已在地球上出现了25万年，所以，再超级部落式的“人类动物园”，最多再延续225万年，就会迎来下一个超级寒冷的冰河时代，造成人类大灭绝，而地球上产生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未来谁将取代“银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呢？答案是：一种能够抵御极度寒冷的新种类巨鼠将可能统治地球。

也许，一个真正的“疯狂动物城”就是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