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镇的洗剪吹行当，60多年前叫“剃头铺”，门柱通常贴着“敢问天下头颅几许，且看老夫手段如何”的对联，横批一般是“顶上功夫”。

再后来，“剃头铺”改名“理发店”，普通青年理“小平头”，文艺青年理“西装头”，二逼青年理“冲天头”。一段时间里，最安全的发型是男人剃光头、女人剪辫子，再戴顶军帽，便是官方认证的“英姿飒爽”。

忽然有一天，“纽约发廊”“巴黎发廊”“伦敦发廊”“东京发廊”仿佛从天而降，理发价格像搭上了火箭，发型终于能自由生长——“文革”结束了，新生活从头到脚开放。

这是小镇人赵红雁记忆中的家乡。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小镇，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城镇的缩影。

束缚头发的从来不是发箍或头巾，而是政治，然后才是文化心理与个人气质。

一粒沙里见世界，从洗剪吹可以看到每个年代的精气神。

经济危机，催生“理发女”与“大保健”。

中国人对洗剪吹的接受来得相当迟缓，对此，大航海时代的荷兰人深有感受。明朝开放海禁后，1567 年，印尼爪哇岛形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华人社区。荷兰画家画下的华商形象，头顶扎鬏，留长发，穿长袍，与土著或殖民者都大为不同。只有一些犯了严重罪行的华人，死了回国的心，才豁出去剪短发，换掉唐装。

17 世纪的雅加达，荷兰人又注意到，虽然华人也上理发店，但对头发一丝不苟的态度仍令人惊异，“用小针盘髻，插以龟贝梳，覆以黑鬃网，故初见时吾人常将其男子误认为女子。华人对此物宝贵异常，以为可代表其名誉”。

剪发在中国本土的出现，更像是“人民用发型投票”。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人们才将洗剪吹从政治表达矫正为审美行为。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张爱玲的童年愿望清单，首先就是梳“爱司头”，那种S发型风靡十里洋场，成为当时海派女人的符号。李泉在《花花大世界》惆怅地唱道：“弹落掉老刀牌香烟的灰烬，丁香楼已换了佳人，再没人梳起时髦的爱司头，再没人约她去百乐门……”

那时的上海女人简直用生命在烫染——把火钳烧烫后，在头发上夹出波浪。美丽虽然危险，女人却乐此不疲。同为上海女作家的程乃珊说，上海女人和相熟理发师之间的关系坚贞不移，比经“明媒正娶”的老公更稳定。

关之琳主演的电影《做头》几乎是对程乃珊这句话的诠释。女主角爱妮有一段草率平淡的婚姻，好在还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她把人生乐趣都寄托在做头发上，并因此与理发师阿华发展出暧昧情感。时代变革中，阿华工作的国营理发店面临倒闭，他接受一位时尚女郎的橄榄枝，跳槽去别处经营新潮的美发沙龙。连做头这最后的尊严都被剥夺，爱妮崩溃了。影片最后，形形色色的“美发厅”“形象设计沙龙”取代了一间间老上海理发店。

回到旧上海流行爱司头的年代，女人是光顾理发店的主力军，操刀的理发师则清一色是男人。同一时期，在东南亚华人圈，因为1929—1933年出现新马经济危机，服务业争相聘请女工，以她们的身体招揽生意，“理发女”纷纷出现，在当时被与女招待、舞女相提并论。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有一段理发女的回忆：“民国十九年（1930），便开始有剪发女，先时人少，而且新奇得很，待遇也就很高，月薪每人竟有百多元，那时有人想用95元聘我，我还不肯去呢。而且当时大家都很朴素，一律是穿白衣黑裙的学生装，工作时也庄严得很，顾客虽然轻薄，最多只装作无意地把我们的衣袖碰一下，绝不敢捏手捏脚的。”

经济危机加剧后，“可就不同了，因为待遇好，受经济压迫的女学生、家庭妇女、女工，蜂拥般扑来抢吃了。最糟的是连茶店女招待也大帮拥进来，她们素来爱卖弄风骚，理发店便成了卖弄风骚的场所，捏手捏脚的事，使我们的名誉坏了”。

1939年2月5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刊登一篇《理发女的生活》，接受采访的理发女说：“我们穿妖冶的衣裳，擦脂涂粉，是我们愿意的吗？只要有一天粉擦得不厚，东家就会说了：‘病人一样，粉也不擦，做什么工？’照这样下去，饭碗便要跳舞了。”

“东家会指着一些打扮得妖怪一样的同事，啧啧地称赞说：‘多么美丽！你们看她是多么美丽！这才是做工的人！’”

乡土中国，造就杀马特和洗剪吹。

时间进入1956年。7月6日，一队浩浩荡荡的理发师，带着装满剃刀、剪刀等家伙什儿的箱包，从上海登火车，朝首都北上。

在北京饭店的招待宴上，邓小平给理发师程寅良一本发型书，说：“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发型。”

这场迁京行动是响应“繁荣首都服务行业”号召，上海四大理发名店——紫罗兰、湘铭、云裳、华新，抽调近百名技师，带去10把美国理发椅，在北京开张了四联理发店。不过，他们登峰造极的顶上功夫并没有太大用武之地，因为多数上门的顾客，选择的都是平头和简单分头。那个年代，发式被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出格意味着风险。

“文革”中，“梳一条辫子是封建主义，梳两条是资本主义，披肩长发则是修正主义，统统在横扫之列”（顾农），“反革命”则被剃成侮辱性质的“阴阳头”。至于烫发，这种资产阶级作风就更被严禁。

四联低调地恢复烫发业务是在1977年，不过只面向持有单位介绍信的演艺人员，并且惹眼的波浪造型仍不被允许。

好在，春天虽然有点晚，但总算是来了。1979年的中国洋溢着一种从头开始的气象。那年秋天，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在北京搭建临时T台，外国女模特的走秀，激发了灰头土脸的中国人的时尚启蒙。

随后，日剧《血疑》和《排球女将》引进中国，山口百惠那简洁、俏丽的“幸子头”，以及把刘海在额角两侧扎成辫子的“小鹿纯子头”蔚然成风。

港台剧也不逊色，琼瑶剧作为言情担当，黑长直、刘海中分的“青霞头”至今是直男最爱发式。女仿林青霞，男学周润发。许文强的大背头造型，与“浪奔，浪流”的旋律一同成为经典。

当时还兴一种“招手停”发型，“把额前的刘海长长高高地吹起，用发胶固定在蓬松起来的那一刻，由于颇像‘招手’姿势，于是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招手停’。‘招手停’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发型界的里程碑，第一次把刘海吹得硬气十足，受到最多女士的热捧……与‘招手停’同时流行的还有摩丝，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舶来品，这种固定发型用的美发产品以傲然姿态挺进了中国”（刘杨）。

“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招手停”男女通杀，拥趸除了标志性的猫王，还有钟楚红、刘嘉玲，也包括18岁那年正在上高三的高晓松。

从三七开的“林志颖头”、五五开的“郭富城头”，到最新“宋慧乔同款空气刘海”，中国人的洗剪吹永远以明星为风向标，哪怕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塑造了一个个杀马特。

如果说乡土依然是中国的底色，那么，最体现洗剪吹精神的，理应是这则网络段子——

“找哪位发型师为您服务呢？是Kevin老师、Jack老师、Eric老师还是Lucy老师呢？”

“我都不认识，那就Lucy吧。”

“ 好的，您稍等。Lucy老师，10号客人要理发。Lucy，Lucy!Lucy……你××××的刘继芬！有人要剪头！”

“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