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坐着说相声的尝试，改变了贾旭明和张康表演时的观感，不再端着，不再拿腔作调，而是放松肢体，用日常语言对话。后来，他们用说新闻的方式讲相声，用讽刺手法聊时事，从贪官污吏到国际形势，从王宝强到宋喆。这对年轻组合不惧当传统的“反叛者”。

拍照时，贾旭明和张康都穿上了传统的大褂，摆出各种姿势。但和大多数相声演员那种浑身肌肉紧绷、端着一口气儿拿快板举扇子的经典造型有别，贾旭明很放松，倚墙站着，一条腿别在另一条腿前面，就像是在加油站里等店员开发票，而旁边的张康，则像北方村头大妈一样，把双手插在袖口里保暖。在压抑的大褂的托衬下，这个场面怪异又令人兴奋，这种新旧之间的矛盾碰撞，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新鲜感。

对年轻的他们而言，传统和规矩虽然是立身之本，但却没有成为包袱和拖累。这项有几百年历史的“年迈”艺术形式稍不留神便容易陷入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尴尬境地，突破性的改变早已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必要。


要是会说相声，还用得着找郭德纲拜师吗？


10年前，郭德纲正如日中天，当时20岁的张康经常在老家河北定州的网吧里听郭德纲的相声。在这之前，他一直在体校打篮球。奇特的是，相声这个和他毫无关系的行当却深刻地触动了他，张康觉得郭德纲“很爷们”，经历“特男人”。抱着这种简单粗暴的想法，他自行决定要拜郭德纲为师，问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借了400块钱后，张康直奔北京德云社。

“那会德云社小剧场的票特火，门口挤满了黄牛，这些人都和我师父留一样的发型，就头顶上一个桃心儿那种。我问他们认不认识郭老师，他们说你找郭老师干吗啊，我说我找他学相声，我那会连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然后他们就问我那你会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会，那人就说你真牛逼，什么都不会就想找郭德纲学相声，你知道这是哪么，这是天桥！他们就用北京话那种特牛的劲儿挤兑我，我就急了，我说我要是会我还用找他吗？”

最终，张康凭着一股愣头青般的执着劲儿，成功地从曾经“网吧里的篮球少年”变成郭德纲的徒弟，这个毫无相声表演经验的农村小伙子，就这样一脚踏入了相声界最负盛名的圈子。

但接下来的生活就没那么容易了，来北京拜师学艺，没时间打工，这让他几乎没什么收入，一度极为狼狈。

“我刚来北京的头四五个月，每天就是一个煎饼一瓶矿泉水，晚上住在天桥广场，往地上铺张报纸就睡了，就跟要饭的一样。”张康记得天桥广场上有个八大怪的雕塑，他经常在那边上坐着，“有的时候犯神经病，还跟雕塑说说话，让他一定要保佑我。我当时晚上除了睡广场，天冷了就跑到自助取款机那种屋子里睡，那里面特别暖和，我每天晚上在这儿蹭前半宿在那儿蹭后半宿，然后早上起来就去公共厕所洗脸。”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张康脸上的表情既兴奋又无所谓，好像那些辛酸跟自己无关似的。“到现在我都觉得，北京公共厕所特别多这点很好，真要感谢北京市的市政工程。”

科班出身的贾旭明，求学之路就没有半路出家的张康这么艰辛。2001年，冯巩在中央戏剧学院创办了相声表演大专班，贾旭明是第二届学员，而第一届毕业生里最出名的就是贾玲和大潘。

“冯巩先生希望把相声这门艺术带进大学，他希望利用大学的表演体系、教学方法成批地培养曲艺人才、相声人才。这件事他是第一次办，前无古人，从头到尾都是在摸索前进。你知道相声是没有成套系统理论的，相声的教学方式就是传统的师父带徒弟，怎么带呢？就是徒弟跟着师父三年，这三年也不让上台，就是伺候师父，师父在台上演出你在台下看，这就是学习。三年以后师父会问你，学会什么了，记住什么了，来演一遍吧。演完之后，告诉你这不对那不对，然后你再演，再告诉你哪不对，就是这么个过程。”

遗憾的是，两年之后相声表演班因故停办。从某个角度看来，这门发迹于草根阶层的民间艺术似乎在更注重理论、更“高级”的教育模式上受到了阻碍。“口传亲授、师父带徒弟确实还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方式，像大学培养计算机人才那样培养相声人才，这种操作似乎不太可行。”贾旭明说。


讽刺国足，是对国足的一种爱。


当然，新的教育理念还是带来了一些效果，比如少了一些顾虑，创作上更为自由。2011年甘肃大旱，贾、张二人去做义演，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而在此之前已经有20多对相声演员登台表演了。“我心想都说了20多个段子了，我们再说什么也不可能比人家强了，得换个战术。”贾旭明回忆。

思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坐着说。一场演出下来，效果远超预期，观众都觉得新鲜、有趣。传统相声里，坐着表演是闻所未闻的，然而这种观感上的突破却使得整个表演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最直接的改变是不用再端着，不用再刻意拿腔拿调，而是肢体能放松下来，用日常的语言进行对话。

这件事不仅改变了他们演出的观感，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思维上的转变。渐渐地，打破原有的相声表演格局，成为贾、张二人的招牌，他们不惧当相声界的“叛逆者”。

除了形式上的创新，在内容上他们也开始琢磨，到底什么事情有个性、有意思，能让所有人都感兴趣，而且不黄不暴力。“后来演出时，我们发现，用讽刺手法去聊最近发生的时事新闻，总能赢得满堂彩。比如把最近王宝强、宋喆这种事一说出来，观众就一定会感兴趣。”

2012年，贾旭明和张康的作品《新闻晚知道》引起轰动，这部18分钟的作品，被俩人称作“真正的好东西，前无古人后不见没有来者”，也成了这个组合毫无疑问的代表作。

这18分钟内，他们收集了2012年1月1日到4月30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以《新闻联播》的形式，把120天的事情在嬉笑怒骂中梳理、发酵。从贪官污吏、国际形势到普通百姓，贾旭明和张康拿着稿子，坐在桌子后面，给观众带来了一场高潮迭起的讽刺盛宴。

2015年，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贾旭明和张康再次以《新闻晚知道》亮相，而国足成了这次的调侃对象。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解说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尽管国足早已成为全民娱乐的对象，但节目播出之后，前国脚李毅在微博上反击：“儿不闲（嫌）母丑狗不闲（嫌）家穷，我只想弱弱地问句哥俩对体育对足球了解多少，你们有看过球员流血流汗吗？有看过他们从小每天风吹日晒吗？有看到过他们为了国家在场上和对方拼力厮杀吗？你们只是待在空调房里动动嘴而已，你们可以不喜欢中国足球，但是请你们尊重中国足球！我们都是中国人！爱国就是爱她的全部！”

对此，张康表示很无奈。“我们讽刺也是对国足的一种爱，我不敢说我怎么样，他是真喜欢，希望国足好，”张康指着贾旭明说道，“前一段时间踢十二强，我们是真心提心吊胆地看着，我们真希望哪怕到最后踢好了，球迷再回来骂我们俩都行。”

而贾旭明拽了个典故：“中国相声的老祖宗叫东方朔，当皇帝大怒，其他臣子都不敢言时，他会用一个幽默的方法告诉皇上这么做不对，皇上哈哈一笑事情就解决了。”他说“这就是幽默的力量”。

讽刺社会弊端，是相声演员这个职业的担当。


对于相声演员而言，让观众乐永远是最终极的目的，但是用逗人乐的方式去揭示一个现实问题，这就上升到社会责任感的问题了。

“讽刺是需要担当的，这个活不是每个人都想干都会去干，我们18分钟的作品也好，8分钟的作品也好，句句都没脱离讽刺，大家都希望讽刺力度小点，这样好明哲保身；但我们觉着这是相声演员这个职业的担当。” 贾旭明说道。

张康认为他俩的身份很简单，就是老百姓的代言人。“贾旭明是工人家庭出身，我是农民家庭出身。我们整个定州到现在没有一个像我这样能够在央视舞台上做嘉宾、主持节目，能到地方去露脸，能在电视机前面说话的。我既然有这些机会，为什么不帮我那些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说话呢？对我俩而言，说什么相声演员的担当真不是一句空话，也空不起来，不由得我空，因为我俩就是从最普通老百姓那里出来的。”

时至今日，一部分人坚持认为相声是低俗的艺术形式，而这也是这个艺术形式最受争议的一点。对此，张康不这么看。“雅俗之间的区别，就是大酒店里端上来的清蒸石斑和媳妇做的红烧鲤鱼之间的区别，都是鱼，但肯定有高低贵贱。相声也分高级的和接地气的，是服务于不同人群的。你让我给刚干了一天活的农民工兄弟说多高雅的艺术，人家也享受不了，但是说点段子，可能他就很高兴、很满足；另一方面，你让我给教授讲一个特别俗气的段子，人家可能也不爱听。现在人生活压力都这么大，需要的是纯粹的、适合自己的快乐。”

说到底，这件事并非这么简单。“人们都说雅俗共赏，总是抨击相声三俗，可真说喜欢雅的多还是喜欢俗的多，”贾旭明笑着说道，“还是俗的多。”可这也许正是相声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