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赛前的道具室里，卢鑫站在小丑脸造型的冠军奖杯前，弹着它的红鼻头愤愤地说：“两百多号人大半年来就为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多害人！”
孰料，卢鑫后来把它骂到了自己手里。
东方卫视喜剧选秀节目《笑傲江湖》到今年是第三季，卢鑫和玉浩这对陕西相声演员组合，从一大拨天才喜剧人中脱颖而出，以全场最高的469票，战胜了赛前夺冠呼声最高的东北小品演员周云鹏，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
在三轮相声表演中，他们把单田芳那句“茅房拉屎脸朝外的汉子”用在了《圣斗士星矢》中的艾奥利亚身上，将戏歌《说唱脸谱》改编成了“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黄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叫喳喳”。
他们称《丢手绢》为“首个3D环绕音乐”，把“yes，it is”添加到相声语言中，穿着长褂大秀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舞步，让评委郭德纲忍不住当众抛出橄榄枝。冯小刚也一字一顿地点评：“把相声说得这么新潮，又这么令人回味，他们是这个舞台上的头一号。”

把Bigbang的歌放到了相声里，这让卢鑫有了“相声界权志龙”的称号。

成为被认可的电视喜剧人之前，卢鑫和玉浩“躲”在陕西的电台里做主播。2014年第一季《笑傲江湖》启动时，节目导演去西安四处打听“潜力股”，得到的首推都是卢鑫。当时相声节目不受欢迎，于是卢鑫递送的是小品视频，却石沉大海。
第二季，导演又找到了卢鑫。卢鑫打算请对方喝几天酒，大家开心开心就此作罢。后来还是没忍住，送了一段视频过去——又是小品，又石沉大海。
等到第三季的导演找来，卢鑫已心灰意冷：“你都看不上我，我去干吗？”那时他正准备拍电影，便拽拽地以档期冲突推脱。“最后，也不知道谁找了电台领导，让我和玉浩搭档。玉浩原是我师哥的搭档，我算是把我‘嫂子’撬过来了。”卢鑫笑道。
这一次，他们终于得到了前往上海的机会。两人的心态是好好“玩”一趟，过了初赛，就算大胜；如果复赛被德云社弟子张鹤伦和郎鹤焱干掉，也算凯旋而归。
结果他们误打误撞地站到了决赛场地——上海喜玛拉雅艺术中心大观舞台。表演中的卢鑫感觉很“懵”，听不到台下的掌声和笑声，又因为有些近视，也看不见观众的表情。心灰意冷的他转念一想，演砸了就演着玩呗。“六组选手进决赛，我们的目标是保七争六。”
玉浩形容这次夺冠是天时地利人和：“傻人有傻福，说迷信一点，就是命。”此前的复赛节目审查两人垫底，决赛节目审查还是垫底。卢鑫说：“导演组根据这么多年做节目的经验不看好我们，但这些判断有时是误判，代表不了观众。”
在一段视频采访中，卢鑫和玉浩把他们自己比作萤火虫的屁股——就那么一丁点儿的亮。“但我们想用这一丁点儿的亮，让大家知道相声是门international艺术。”
逗哏卢鑫擅抖英语包袱，却并不玩高深。“英语有很多好玩的词，我都可以拿出来炫，但没用。60多岁的奶奶连大字都不认识，你跟她秀一段英语，她只能说这孩子说得真好，但她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玩。”
在他们的相声里出现的英语单词简单、通用，就像赵丽蓉那句“来是come，去是go，见到大家说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喽”。玉浩脑补着说：“你往那儿一站，噌噌噌地背段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有用吗？一切元素都应该为相声服务。”
他们也不做网络段子的搬运工，而是使之变成相声语言。“形容国足那句台词——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人们并不觉得这句话本身可乐，给它一个场景，这句话才值钱。离开这个场景，这句话就是句废话。”玉浩说。
为了让年轻人对味，他们把Bigbang的歌放到了相声里，这让卢鑫有了“相声界权志龙”的称号。灵感是他们走在街上听到歌曲后突然得到的，改了词而保留曲，创作成相声包袱。玉浩觉得这个包袱比较费钱：“当时用了6听啤酒才想出来。”
很多人不理解：“你们的相声是什么破玩意儿？还能加音乐？”玉浩记得，相声里来段三弦是解放前就有了的事。以前缺乏条件，现在一根手指按下播放键，音乐就出来了，却有人保守地拒绝声光电的舞台。
夺冠后，从小到大没得过第一名的卢鑫反而诚惶诚恐。观众的期待越来越高，一堆人在催促他们赶紧出新作品，希望优秀作品一个接一个，但这不符合创作规律。
更何况，和在小剧场相比，在电视上说相声简直是反节奏。电视需要浓度很高的相声作品，这三期表演内容几乎费掉了他们之前作品里的所有精华。“相声讲究‘三翻四抖’，包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卢鑫说，“电视舞台的氛围和剧场完全相反，两句话就要有个包袱，连脱口秀都很难达到。”
“小剧场底下坐着花钱奔着你来的人，你在舞台上的表演是放大的。你花时间去铺陈，他们也会耐心地听。而电视是一个让你的表演衰弱和缩小的过程，观众觉得没意思就换台，他们选择范围广且没有目的性。”玉浩补充道。
但《笑傲江湖》的舞台对他们而言依旧重要。很多人从没听过相声，却会因为他们在电视上的某个包袱而接触相声。把相声推到电视上，或在其他工作中添加相声元素，从而让年轻人关注相声，卢鑫和玉浩称之为一种“曲线救国”策略。
“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反而现在相声演员展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玉浩清楚，快餐文化时代的面儿太多，你说相声是艺术，但观众不爱听，也没用。
因为形式简单，相声的包容性极强。没有电视机的时代，曲艺界里叫“综艺节目”的只有相声。玉浩认为，相声一开始就是一种大综艺。“相声就叫春行，这行有句话叫‘万象归春’，就是说所有东西都能为我所用，所有形式都能放到我的相声里。”

说相声的人都很要强，包袱扔出去，如果没接住，就会遭到蔑视。

决赛捧杯的时刻，卢鑫有些激动地对着话筒讲：“以前很多人跟我们说，你们这辈子都不行，‘你不行’这句话我们听了这么多年，今天要在这里证明一下。”
卢鑫没时间去打他们的脸，但他一直清楚地记得，有人打见到自己的第一秒，就把“你不行”这话撂在前头。“他们想把你扼杀在摇篮中，看你这张脸就直接否定你，没有别的理由。很多人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真的就被打倒了。”
“相声行业有个劣根性，即认为你没有正统学过，就不专业，你就是胡来。说白了，叫‘唯我主义’。”玉浩说。质疑和打击并不只是发生在他们的相声表演周围。
2004年，17岁的卢鑫刚到西安上大学，没找到说相声的组织。“那时候，姑娘们只要一看到唱歌跳舞的男生就疯了，我就去干这个。”卢鑫当了两年班长，同班同学却都不认识他——他没怎么出现在课堂里，总是在“社会实践”。
夏天活多，到处都是舞台，他接了不少需要主持人的场子，一天能挣300块，一个月的泡面都有了保障。但冬天没有路演，缺少人脉的卢鑫只能挨个酒吧问：“要歌手吗？”
那时，卢鑫还自认为是个“选秀混混”。各种比赛都报名，但老是成为“炮灰级选手”。“每次十强里绝对有我，但总在最后环节被PK掉，我还乐此不疲。没钱上音乐培训，仗着还不错的模仿能力，我就偷偷观察别的选手怎么吸气和换气。”
“后来发现，嘿，这孙子假唱。”玉浩在一旁忍不住丢下一句。
18岁时，唱歌还处于跑调阶段的卢鑫报名参加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机智地选了罗志祥的说唱歌曲。“那年我要是不被淘汰，可能就没师洋什么事了。”他笑着说。但当时的评委不这么想，他们对卢鑫的点评是“你可能不适合这个行业”。
“我老不信邪，凭什么你把我这一辈子给否定了？”后来，卢鑫还真把唱歌走调给纠正了，并给自己设立了更高门槛：“很多相声演员在台上唱歌是出于爱好，但我不行，他们到三分样，我得到七分样。”
今年年初，陕西秦腔广播西安乱弹（FM101.1）频率，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老员工玉浩正在做婚恋交友内容，卢鑫在节目里试播。导播惊讶地发现他们连稿都没有。卢鑫反问一句：“这还要稿吗？我们就是聊天啊，生聊。”
四年前，刚进电台的玉浩为了保住饭碗，特别认真地把主持稿一字一句写下来。后来精炼成一份提纲，再后来只在纸上写一句话，剩下的即兴发挥。
“听着好像是种特别消极的工作状态，但这会激发你的潜力，”玉浩说，“聊着聊着还觉得时间不够。”这和他们舞台上说相声的状态像极了，即使还剩两个小时，聊开了也没觉得有多漫长，支着支着就支出去了。
但相声演员最大的斗争不在台上而在台下。说相声的人都很要强，玉浩举了一个场景为例：两人坐着聊天，我的包袱扔出去，如果你没接住，“啪叽”掉地上了，就会遭到“你不如我”的“王之蔑视”。一屋子说相声的，包袱扔来扔去，生怕被糟蹋了，谁要是把它掉地上，这一圈人对你的看法就要降一等。
旧时更加严苛。相声大师孙少林往济南晨光茶社的后台一坐，起头说第一句话，后面的人要接得合辙押韵，同时把事情圆满表达，还得有包袱，没接上的人直接被轰出去。

北京相声是烤鸭味，到陕西就是油泼辣子味。

玉浩曾是个顽固的保守派。以前的他会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个唯艺术论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唯艺术论并不是要保守，很多东西你不去尝试就永远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
杂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怎样才既能改良，又能避免不伦不类？他和卢鑫达成了一个共识：包装样式怎么变换都可以，谁规定相声就是两个人站着摆张桌子呢？但唯一的底线是要保留相声的间架结构、包袱和表演节奏，节目内核必须是相声。
对于外界给出“新派相声”的褒赞，卢鑫一听这词就肝颤，“你敢说‘新’，那就是最大难度的创作。‘新派相声’中的新作品，那就是新上加新”。玉浩觉得“派”字更可怕：“两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拿出几段相声，怎敢说要开宗立派？”
而在他们看来，那些创新的手法，有些是早就有了的。1942年，侯宝林就创作了I six one six（我遛一遛）的英语包袱。上世纪70年代末，马三立的相声里出现了“马雅科夫斯基”的外国人名。
他们也否定了“陕派相声”的说法，更愿意称为“陕西味道的相声”。“北京相声是烤鸭味，到陕西就是油泼辣子味。”在卢鑫看来，京津地区的相声演员用一个很绵的小笑话做最后的底包袱，就可以鞠躬下台。而在陕西，如果底包袱没有让全场笑翻，掌声炸开，你都不好意思收场。
陕西相声听劲儿，特点是冲，一定是重拳连重拳的节奏——咚咚咚咚咚！玉浩比喻说：“我们到天津演出，当地人会觉得，这俩赶着坐火车回家还是怎么着，着什么急呀！但天津演员到西安演出，西安观众就会心想：这俩没吃饭呢？”
这也是地域文化和性格的写照，节奏快到过瘾的陕西相声更适合现代观众，也更适合电视。
不过，虽然陕西相声有些急匆匆，但陕西人的生活显得温吞许多，却又不至于懒惫。卢鑫和玉浩喜欢西安，但上海能给予电视喜剧人更多。他们用各自名字中“卢”与“玉”的读音，给在上海租的新居起了个上好的称谓——“鲈鱼工作室”。
玉浩认为，默契的搭档在生活中一定是非常好的朋友。这样，舞台上给一个眼神，对方就能心领神会。用卢鑫的话说，两个人在台上要有化学反应，拧着走、较着劲走，双方给过去的话能激起对方的情绪。
在卢鑫眼中，28岁的玉浩是一个老干部，他形容玉浩是个“在网吧看《新闻联播》的人”。“要是闲着没事，玉浩能一天都转着个核桃，写毛笔字，听京剧，逛菜市场。”虽是山东汉子，玉浩却被微博上的粉丝叫为“玉姐姐”，玉浩自己觉得可能是贤惠作祟，《笑傲江湖》其他选手的衣服坏了，都会交给“玉姐姐”去缝。
虽然性格各异，但两人都信奉幽默感是天生的这回事。玉浩照例举了个传统的例子：“刘宝瑞先生和他亲弟弟的音色、说话的感觉和节奏一模一样。刘宝瑞说相声全场掌声山崩地裂，他弟弟演出，观众把他往台下轰。”卢鑫照例逗哏附身：“有些人上台脱裤子都没人笑，这没办法。”
喜剧人有时在生活中沉默寡言的传闻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印证。两人在家，玉浩负责下厨，卢鑫包揽收拾碗筷的扫尾工作。之后各自回房，或在客厅里瘫着，能一天都不说话，谁也不搭理谁。卢鑫给出的原因是：台上话多，台下也话多，人可能老得快。
而玉浩将身体陷在沙发里嘟哝道：“每个喜剧人都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只不过有的分裂俩，有的分裂四，但都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