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都是华盛顿，这难不倒你；那么，瑞士和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
正确答案是伯尔尼、渥太华，但相信很多人会答苏黎世、多伦多或蒙特利尔。仅从知名度上看，伯尔尼不敌苏黎世，渥太华不如多伦多、蒙特利尔；还有，跟纽约相比，华盛顿除了是首都，什么都不是。
首都未必都是大城。华盛顿、伯尔尼、渥太华是一定意义上的弱首都，弱到“刷不出什么存在感”。它们之所以成为首都，代表着各国政治决策在选取首都上的妥协，也是现代国家运作结构在城市层面的直观体现。

两座大城互不相让，谁都想当首都，结果很可能是第三方上位。

假设在一个国家里，一个传统势大的内陆城市与一个新兴崛起的沿海城市为了“首都到底定在哪”开始“互撕”，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而第三方城市“乘乱上位”变身首都。这是政治的妥协，也是城市的妥协；这成就了妥协的城市，也建立了妥协的首都。
比如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有个关于澳大利亚定都堪培拉的著名段子：老中心墨尔本和新中心悉尼在定都方面发生剧烈争执，于是联邦政府派了两个政府专员从墨尔本和悉尼同时出发，两人在一个叫做堪培拉的小农村相遇，于是政府索性就将首都定为堪培拉，这也平衡了墨尔本和悉尼两大巨头的各自利益。
段子毕竟只是段子。堪培拉距悉尼约四小时车程，距墨尔本约七小时车程，根本说不上距两地等距。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堪培拉绝对能在“世界首都妥协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0世纪初澳洲“双城角力”（墨尔本与悉尼）的过程中，“堪村”轻松坐收了“首都”的大礼。
1901年澳联邦成立时，墨尔本挟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城市荣光，成为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金融文化中心。不过此时的新南威尔士州升起了一颗新星——悉尼。商业和工业程度极其发达的悉尼甚至在两者后期的较量中，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PK掉了墨尔本。
于是一出闹剧出现了：墨尔本和悉尼彼此争执不下，都认定自己绝对有理由成为澳联邦的首都。而此时科西阿斯科山麓下的安静小镇堪培拉意外地进入了政府决策层的视野：这个离繁华之都悉尼更近的小镇，既让悉尼在地理区位上能够接受一个类似“卫星城”的首都，又能令墨尔本免受“定都悉尼”之气。更重要的是，堪培拉的名字在澳洲土话里意为“开会的地方”，“开会之都”，既符合联邦政府“心平气和开大会”的行政宗旨，又准确切中澳联邦各州“权利彼此制衡”的联邦精髓。
放眼全球，堪培拉并不是“妥协的首都”的孤例。伯尔尼成为瑞士首都，得益于国内法语区日内瓦和德语区苏黎世的“双城相斗”；加拿大定都渥太华，则是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和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相持不下的结果。
在妥协中定都，南非简直是这方面的翘楚。南非的首都是哪？这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个将行政首都定为茨瓦内（原名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定为开普敦、司法首都定为布隆方丹的国家，堪称现代国家中的“定都狂魔”。仔细翻阅南非历史，你会发现这三个不同属性的首都同样是妥协的产物：茨瓦内、开普敦和布隆方丹，分别是南非共和国一百年前国内三个自治省（当时分别名为德兰士瓦共和国、开普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的首府。
英国在1901年把这三个自治省集合起来组成南非联邦，但三省对于首都的选取始终意见不一，都认为自己的首府最有资格做南非联邦的首都。于是一项伟大的妥协诞生了：三省的首府一律成为首都，只不过分工不一，于是才出现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一个国家三个首都”现象。
华盛顿就更是一座典型的妥协于政治力量的首都：18世纪末，刚刚独立的美国陷入定都迷思——北方州力推纽约，南方则拒不接受。南北撕裂无法弥合之际，国会拍板，择新城而定都，找一个靠近北方的南方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于是才有了如今的华盛顿特区。

一切脱离地理因素谈首都选择的讨论，都是耍流氓。

现在看来，华盛顿特区诞生后的效果简直“挽美利坚于既倒”，完美实现了“建都救国”的巨大功效。而这个1791年才立市的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连跳N级，从一个小村庄升格为合众国的政治中心。
横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在地理位置上贯通南北，这也是它当时被南北各州普遍接受的最重要条件。北方当然力挺在18世纪末已成为首都的纽约，但执拗的南方各州均对这一决议不服，理由是：纽约地处美国东北部，一旦将首都建立在偏北方的城市，今后的政策会很自然地向北方倾斜。所以南方一度以“退出合众国”来威胁联邦政府。于是才有了乔治·华盛顿在波托马克河畔画的一个圆圈，也就是如今位于美国南北交界处的华盛顿特区。
这种根据地理位置而重新规划新城作为首都的案例，在其他国家同样发生。在印度，虽然孟买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但由于其背靠西高止山，腹地面积极其有限，再加上是港口城市，极易遭到他国袭击，这使得印度下决心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规划一座新的都城：不是经济中心孟买，不是前首都加尔各答，也不是当时的德里，而是在德里城外造一座新城，希望以此让印度尽快摆脱贫困。
巴西的例子也许更为直观。这个国家在1822年取得独立之后，越来越焦虑于此前的首都萨尔瓦多和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城市病”。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与欧美发达城市等价齐观，但里约、圣保罗和萨尔瓦多组成的巴西东南部经济圈已经难堪重负，50%以上的劳工人口从内陆陆续迁来，这块区域也拥有全国38%的人口，里约一度成为贫民窟的代名词。
摊开巴西地图，“两个巴西”映入眼帘：一个是富巴西，包含东南沿海富庶的城市群，以里约和圣保罗为主；一个是穷巴西，处于内陆，贫困、荒蛮。沿海城市的城市病促使巴西政府在1956年迁都巴西利亚——一个位于巴西中西部戈亚斯州一片荒原上的城市。如今，建都满60年的巴西利亚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世界遗产。
由此看来，一切脱离地理因素谈首都选择的讨论，还真是瞎胡闹。

单一制国家容易形成强势首都，联邦制国家的首都的存在感一般都不强。

现代城市学中有一个“首位城市”（primate city）的概念。美国人马克·杰斐逊在1939年提出这个概念时，将首位城市定义为：“相对独立的地域范围内或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中，处于首位的，亦即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在国内的地位越高，相对于影响力排在第二位的城市的优势越大，它成为“首位城市”的概率也就越高。
其实首位城市与国家结构形式密切相关：在单一制国家中，由于地方行政区域不具有实质性的主权，所以容易在国内形成一个特大型的城市，比如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泰国的曼谷、意大利的罗马等；而联邦制国家一般需要平衡国内多个利益方（各省或各州的利益诉求不同），这时他们普遍会设置功能、定位不同的多个中心城市，比如美国的华盛顿（政治中心）和纽约（经济中心）、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政治中心）和悉尼（经济中心）、瑞士的伯尔尼（政治中心）和苏黎世（经济中心）、印度的新德里（政治中心）和孟买（经济中心）等。
这也就是大家常抱怨华盛顿、渥太华和堪培拉的“存在感”不强的原因：联邦制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其国内不太可能形成一个类似伦敦、巴黎这样强中心的“首位城市”。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全国的一部分重要城市划分为不同属性的区域中心，以此来实现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的同生共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似乎是一个特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却诞生了北京、上海这两个特大城市。中国的特色在于，本身属于单一制国家，却和多数联邦制国家一样，拥有分工明确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北京和上海）。作为首都的北京虽然不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来看，上海才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但由于中央政府在北京办公，使得北京不可能像其他联邦制国家的首都一样存在感并不强，也就不仅仅只是行政意义上的首都了。所以中国不存在一个在国内占据绝对领先地位的“首位城市”。
与中国情况类似的还有土耳其。与顶着“拜占庭”和“君士坦丁堡”光环、风光无限的伊斯坦布尔相比，土耳其真正的首都安卡拉确实“星光暗淡”。所以说土耳其也是单一制国家中的一个例外，其行政首都安卡拉的“弱”与经济中心伊斯坦布尔的“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点从两座城市的人口对比就很明显：安卡拉的人口，居然只有第二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人口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