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阿姆斯特丹，白昼总是那么短暂，下午5时许，日光便开始告别这座城市。按照惯例，参观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的人们早已离开展厅，在步向餐馆的路上寻思夜生活的安排了。不过，11月的第一个周六，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此时的荷兰国立博物馆依然灯火通明。全城超过50座博物馆，共同迎来阿姆斯特丹的第17个“博物馆之夜”。

1997年，柏林举办了首届“博物馆长夜”，并确定在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博物馆对外开放至凌晨。阿姆斯特丹当地博物馆的馆员和大学生受此启发，也在2000年创办了阿姆斯特丹的首届“博物馆之夜”。

自此以后，每年11月的第一个周六，便成了城中的年度文化盛事。各大博物馆当晚开放至凌晨两点，人们凭一张活动通票便可游遍参加合作的博物馆。除了常规的展览活动，博物馆里还有现场音乐、舞蹈等表演，电影放映以及餐饮，凡此种种，均为日间被视为严肃正统的展览空间开拓了更多的可能性。即使在旅游淡季，活动当晚的参加者也必须做好排长队的准备。有经验的“夜猫子”通常会规划一条合理的路线，尽可能早地进入博物馆。

“博物馆之夜”在试图唤起一个社会共识——博物馆应面向所有阿姆斯特丹人。

能够近距离欣赏伦勃朗的《夜巡》可能是大多数参观者进入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唯一目的，这幅创作于荷兰黄金时代的画作为夜游博物馆平添了不少乐趣。“夜巡”这一“应景”的画名，源自18世纪末画面失色。20世纪40年代，作品表面污渍被清除，上尉的连队显然不是在夜晚巡城，博物馆也为大师的作品冠上了更贴切的名字。虽然“夜巡”只是个误会，但估计连博物馆的专家也不会介意在特定的场合“将错就错”。

当晚，荷兰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以光作画”的工作坊，邀请参加者创作一幅“星际版”《夜巡》。工作坊实际上是时下流行的光绘摄影体验，创作的工具不再是伦勃朗时代的画笔，而是类似《星球大战》的“光剑”和数码摄像机。

从晚上七时到次日早上六时，今年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之夜”共举办了400多项活动。主办方N8基金会旨在通过活动来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N8基金会的Meredith Greer认为，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观众在年龄、种族和受教育程度上都是固化的，青年观众是博物馆的一个突破口，而“博物馆之夜”在试图唤起一个社会共识——博物馆应面向所有阿姆斯特丹人。

不过，主办方与博物馆之间也曾出现价值冲突。几年前，一个海报项目因展示《花花公子》杂志摄影师的裸体摄影作品，引起部分合作博物馆的不满。面对质疑，主办方回应道：这个项目事实上想引起公众对博物馆日益商业化的关注。虽然展示方式被一些人认为是哗众取宠，但青年人觉得这些海报既漂亮又酷炫。

与以古典艺术收藏为主的博物馆相比，现当代美术馆在吸引青年方面似乎具备更多的先天优势。如果说欣赏伦勃朗的《夜巡》还需要一点历史学素养的话，梵高的《星夜》则以色彩的感动卸下了欣赏者知识性的负担。梵高美术馆清楚地意识到梵高作品的这种特质，也认同N8基金会让博物馆面向青年的理念。在“博物馆之夜”，美术馆似乎不需要这幅远在美国的作品前来助兴。通过与青年观众的互动，美术馆的专家围绕梵高的生平与作品，策划了当晚十余项创意十足的活动。

晚上，梵高美术馆大堂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派对现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音乐会。梵高的足迹遍布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伦敦及巴黎，来自这些城市的音乐人和DJ让在美术馆的人们体验到了“与梵高共舞”的快乐。通过一面镜子，梵高找到了全世界要价最低、最有耐性的模特——自己。自画像俨然成了梵高的符号，而美术馆在流行的自拍文化与丰富的馆藏自画像中找到了结合点。“梵高工作室”注定会成为自拍爱好者和“自恋狂”趋之若鹜的地方，这个工作坊邀请参观者通过特定的镜像打印技术，制作一组造价低廉却不失趣味的自拍照片。梵高美术馆在挖掘馆藏内涵和捕捉年轻人喜好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正如美术馆的高级新闻官Gideon Querido van Frank所言：“美术馆的使命是让所有人能够走近梵高的生活与艺术。”

好莱坞系列电影《博物馆奇妙夜》凭借对博物馆藏品的夜间狂想赢得了票房上的丰收。的确，博物馆中的大多数人和事都曾经活过或发生过。人们总固执地相信，只需一点点的想象力，便能和博物馆的馆藏发生奇妙互动。毕竟，无关生活、难以接近的死物是不易受到青睐的。对活在当下的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借助酒精和音乐的力量，“博物馆之夜”正在试图开启这个互动的阀门，使艺术在当代生活中更为鲜活。

在“五月风暴”的背景下，代表高雅文化的博物馆，成了第一道应该冲破的樊篱。

在欧洲，越来越多博物馆参与到“博物馆之夜”的活动当中，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事件。根据第12届“欧洲博物馆之夜”的官方统计，从俄罗斯到葡萄牙，共计30个欧洲国家参加了本届活动。仅仅在法国境内，1200家博物馆在夜间继续对外开放，迎接超过200万个“夜猫子”。

面对遍地开花的合作博物馆、多如繁星的夜间活动，“欧洲博物馆之夜”的主办方尝试运用互联网思维，使不同博物馆的艺术资源超越空间的局限，获得最大范围的共享。于是，一个名为“夜·创意”的网络项目应运而生。参与项目的博物馆围绕“夜”这一主题，从馆藏中选取一件作品，将图片上传至Facebook相册中。这一乍看并无新意的社交平台项目，实际上是将一次群展放到了互联网上。主办方担当了策展人的角色，从对黑夜的主观感受出发，对展览主题作了阐释，并衍生出梦、超自然、幻想等诸多概念。而参展博物馆对主题的回应也是广义和多元的。

更为可贵的是，通过这个项目，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得以“重见天日”。绝大多数参观者可能从未听过巴黎雕塑家Eugène Thivier的名字，但一定会被他所创作的大理石雕塑《噩梦》（Cauchemar）所震惊：裸体少女平躺在地上，雪白的肌肤被身边一只带翅怪物紧紧抓住，少女用手臂抵住怪物。在这里，没有古希腊式的优美与崇高，只有绝望的抗争。这件作品创作于1894年，现藏于图卢兹的奥古斯丁博物馆（Musée des Augustins）。雕塑很好地诠释了夜的诡秘，女性的身体在撩起欲望的同时，也在夜色的渲染下释放了恐惧，或许这就是世纪末的情绪，复杂又别具魅力。

维克多·雨果的文学声誉似乎已盖过了一切。除了缅怀这位文学巨人，很少人会将位于巴黎的雨果故居（Maisons de Victor Hugo）与博物馆联系起来，也绝不会想到雨果作为装饰艺术家的另一重身份。事实上，雨果热衷于收藏，对室内设计也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他深谙“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在英国属地根西岛流亡的岁月里，雨果为其情人Juliette Drouet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中国情调的装饰品。这些物件后来被雨果故居从Juliette Drouet的后人那里购得，置于巴黎雨果故居的中国画室中。雨果故居之所以选取这些作品，是因为作品画面充满了异国情调和东方想象——鱼跃碧波，星夜行舟，身穿中国服饰的男子陷入了沉思。画面上的蜗牛和舟首纹饰显然不是传统的中国图案，但夜的宁静为雨果带来了对远东的无限想象。颠沛流离的流亡并没有消除作家对美好的追求，正如根西岛孕育了《海上劳工》小说中的浪漫与牺牲，远东的静夜也激发了对世外桃源的想象与憧憬。

“夜·创意”项目并未止步于仅仅办一个线上展览，而是尝试通过互联网挑战原作的权威。项目邀请Facebook用户为相册中的作品重新命名或作出创造性的解释。在最终入围的十个解释方案当中，最颠覆的要数对一幅18世纪铜版画的“再创作”。作品《舞会前的准备》（Les Apprêts du Bal）描绘的是众人在夜晚准备参加假面舞会的场景，画面的中央是一贵族女子和周围的男子交谈，女仆正用手为其整理头发。女仆这一微不足道的动作，经过网友的再创作，再配上设计对白，贵族舞会的氛围荡然无存——贵族女子面对身边的男子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什么？你们没有见过请人帮自己捉虱子的人吗？”

在展厅中，大多数观众并不敢轻易作如此出格的“篡改”，在他们眼中，博物馆毕竟还是严肃和权威的文化符号。因此，任何对固有秩序的轻微动摇都被视为一项不小的成就。在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中，三名青年不顾保安人员的阻拦跑步冲过卢浮宫的大画廊。在“五月风暴”的背景下，代表高雅文化的博物馆，成了第一道应该冲破的樊篱。而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也在通过“博物馆之夜”进行自我革新。互联网的赋权使得大众不需要被动接受来自博物馆的正统话语，博物馆也在重新审视一度被主流话语所忽略的馆藏作品。

无疾而终的中国“博物馆之夜”

中国的美术馆也有过“博物馆之夜”的尝试。2013年，借国际博物馆日之机，上海首度发起“博物馆之夜”活动，共30座博物馆在5月延长开放时间。更为可贵的是，主办方意识到“博物馆之夜”并不等同于博物馆在夜间开放，而应该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作为响应，龙美术馆在“博物馆之夜”举办了“聆听绘画”活动，邀请乐手在各个展厅演奏长笛、古琴、小提琴等乐器，将音乐与展厅中陈逸飞的《长笛手》、仇英的《人物图》长卷等作品结合起来。

不过，2016年公布的活动安排显示，经过四年的运作，还在坚持策划“博物馆之夜”活动的在沪博物馆已屈指可数，遑论活动的策划水平。中国博物馆的夜晚，并不总是春风沉醉的，博物馆管理方有着太多的现实考量。在不少博物馆仍然致力于吸引观众进场的背景下，也许只有故宫“石渠宝笈特展”这类万人空巷的大展才需要考虑夜间开放。一旦决定夜间开放，安全保卫工作又不容忽视。

当我们在畅想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夜夜笙歌时，戈雅的《理性的沉睡唤起恶魔》却在提醒我们：面对“博物馆之夜”这件舶来品，热情过后，更多的应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