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在忙乎一件大事：立体城市，号称1平方公里要投500亿、建600万平米，容纳15万人口、3万个家庭，上面有农场、医院、超市、教堂甚至火葬场等，一个有待检验的建筑“乌托邦”。

但这次他兴致最高的还是“小时代”。他夸耀说，一次饭局时，在座的12位只有他看过郭敬明的《小时代》，另有两位的孩子看过。

冯仑属于和八十年代切割得比较好的。他并不沉迷于那个“大时代”。纵有今日成功，也难忘在海南当“盲流”的时光。他强调企业家的价值观和角色定位很重要。冯仑曾抛出“吃软饭、戴绿帽、挣硬钱”的九字箴言。

采访从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的王瑛发表《退岛声明》说起：企业家在大变革时期应担当什么角色？冯仑称，过去还关注网络上的论战，现在不关心了。因为那都是“大时代”遗留下来的小众话题。他建议两边在会场解决不了之前最好别见面，一见面就打架变成广场斗争。他强调企业家要关注大众话题，比如中产的生活和需求。如果民营企业家都去议政，“你再讨论50年，还是什么事都没解决呀”。

冯仑曾著文说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他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企业家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冯仑调侃说，韩寒、郭敬明都是上海人或上海范儿，在上海人们都谈“小时代”的事，都挣到了钱；北京都谈“大时代”的事，结果自己没挣到钱。

他回忆说，一次两岸企业家交流，大陆的都谈“统一”、“民族”、“未来”，台湾的不言语。人家说我们只关心明天去哪儿玩，哪儿有好吃的，怎么多赚钱。这就是大小时代的区别。“当我们在大时代思维下是没有个人小生活的。当我们被小生活填满了就不会去想那些空洞的词儿。这就是法国人与北朝鲜人的区别。”

冯仑特别赞同郭敬明“不要用道德绑架我”之说。“一部作品能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哪儿有这事啊！都说80后90后这不行、那不成，国家的未来交给谁？你有选择吗？没选择！不如歌颂他，推动他，跟他一起混。”

过好自己的小时代，国家才有大时代

《新周刊》：为什么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冯仑：我的意思是企业家最好不要公知化。你模糊了自己身份，又不如公知专业，也不如毛左专业，那是人家的活儿。比如宪政这事，讨论100年了，最后可不是讨论来解决的。今天说这些事，水平也没超过那会儿，实践也没超过那会儿，讨论它干吗？

但不代表企业家不对当下的政策尤其经济政策表达看法。如果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再坚持50年，那中国许多问题就不用讨论了。如果民营企业家都去讨论，你再讨论50年，还是什么事都没解决呀。

我们民营企业应“守本分，有期待”。这可不是开玩笑说的。比如马云、马化腾还有新浪，比如我们做“立体城市”，如果能坚持个50年你说中国会不会改变？

企业家如果行有余力，你可以去做慈善，去推动慈善事业的公司治理，去培育中国的NGO，推进周边社区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本分工作。

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守住当下的人，守住当下的资产，当下的员工，当下的企业——我们每天都是有生存压力的。抛开这些去介入公知式的讨论，就搞混了自己的角色。

《新周刊》：张维迎说“既得利益者可以成为变革者”，你认同吗？

冯仑：从历史上看，不乏这样的先例。所以我不能认为他说得不对。

《新周刊》：中国企业家这个“男三号”如何与“男一号”官员、“男二号”知识分子打交道？你从“男二号”到“男三号”这个过程痛苦不痛苦？

冯仑：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痛苦的事。我们多数的转变都是变动转变。就像意外怀孕，被动转变成了妈，这个痛苦小孩不知道。我们所有的转变都是“社会”这个巨大的子宫孕育的，它疼我们不知道。同样，我自己的转变，我疼万通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从来没有预期将来要做生意。转向做生意，身体没变，软件需要重装。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并不是每个文人都能承受。

当年我们万通那伙人流落海南街头，与民工的区别就是有价值观，叫做“以天下为已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那是1992年9月13号，我们的“反省日”。

我们要以企业为本位，兼济天下。“达”才能兼济天下嘛。

《新周刊》：当时你在牟其中的南德公司做办公室主任时，从文人转变成公司人是不是痛苦就开始了？你怎么评价他？

冯仑：痛苦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价值上，一个是性格上。很多文化人在性格上不适合做生意，有时你要沦落成屌丝得跟地痞无赖、奸商、小吏打交道。而我这个人对人类有无限的好奇心，我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我痛苦是因为事情搞不定痛苦，不是性格上的痛苦。

所以从“男二号”成功转到“男三号”是个小概率事件。

老牟还活在历史中。他在“文革”的经历形成了对现在固定的看法，比如阶级斗争、党内党外、路线斗争，包括现在他在狱中写的东西，都还活在历史中。

很多人八十年代很辉煌，于是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活在历史中。所以，两类人活在历史中，一类是囚犯，一类是曾经成功、不愿面对当下的人。

谁活在未来？小孩活在未来，年轻人活在未来。另外，面对挑战的人必须活在未来，比如我们企业家。活在过去的人，一定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人，才有现在，也有未来。

《新周刊》：你跟员工尤其是80后员工有沟通障碍吗？比如有没有“知识沟”、“代沟”之类的？

冯仑：基本没有。我们各看各的。我也看《小时代》。现在老说人家不好管，本来年轻人就该不好管！人家青春期你凭什么说要好管呐？80岁的倒是好管，要不婴儿好管。你年轻那会儿不是也不好管嘛！不好管，社会才有希望呀。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这么多摧残，这么多蹂躏，现在变得好管了。然后你现在又去摧残、蹂躏别人，让他们变得好管，那还有希望吗？一点儿没有。

《新周刊》：很多人说，现在这帮小孩没有八十年代那种理想，没有社会责任，什么事只讲成功……

冯仑：没那回事儿！这代人绝对有希望。

我们那会儿叫大时代。大时代是大话题，大牛逼，大词汇，大角色。要改变国家命运，全扯些大话题。可个人什么小事都办不了。

小时代好在哪呢？想我周边的事，我就是一个时代。小时代，小兴趣，小词汇，小发展，小生活。当一个时代没有了英雄，归于法制，归于平淡的时候，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小生活。

只有在专制时代才有大话题、大使命、大革命，对吧？民主体制下，都变成了小话题、小趣味。台湾有多少小趣味、小创造呀。社会就进步了是吧？如果中国还沉浸在大时代的思考逻辑下，那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呀！

我觉得“小时代”这词儿特别好！我们就区别于“文革”思维方式了。

你看，郭敬明叫“小时代”，韩寒叫“独唱团”，都是以个体为中心——难道还以“皇上”为中心？那叫大时代。所以，继续，别停。如果再经过大概20年的小时代，他们都成长起来，中国就有希望了。他们小兴趣太多，对法制、公平、自由的要求超过所有大时代的人。小时代的人明白，自己自在，要先给别人自在。所以他们管人的方式很有意思，你看韩寒管他的“独唱团”没有灌输呀、强迫呀……所以，“小时代”、“独唱团”，特牛逼！

我觉得《小时代》特别好，因为它定义了一个未来。

《新周刊》：万通的年轻员工好管不好管？你要求年轻人认同企业文化吗？像柳传志所说的要“入模子”？

冯仑：我们有个“万通历史陈列馆”，就像个庙，你只要来拜就成了，拜总比不拜强——拜神的总比不拜的犯罪率低不是？所以认同企业文化这事，只要来了拜一下。如果有一个真信了，那他可能就是未来万通的领导。

《新周刊》：现在老辈人怀念八十年代那会儿的干劲和奋斗精神……

冯仑：到中关村一看，“改革，开放，创新”，街上全是大词儿。你到硅谷看去，有这些大词儿吗？没有！看到都是一群有毛病但守法的人，有理想但还没实现的人，有未来但还在挣扎的人，他们穿着大裤衩、小背心，买杯可乐琢磨着自己的事儿，这就是“小时代”。我没见一个硅谷青年，说关心“美国将向何处去”。中国人老关心“中国将向何处去”，其实你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该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了。

《新周刊》：所以你认为八十年代精神已经被解构了是吧？

冯仑：这篇儿应该翻过去了。人都是死在历史中的，历史这本书有开头没结尾，每个人安心于出现在第几页，做好自己就算球儿了。别想着你老在这本书里。是，八十年代挺有精神，但这篇儿翻过去了，现在是物质时代、金钱时代，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再到下一篇，人性回归，道德重建，国家法治，到时又有一批牛逼的人出现。

只有没有未来的人才会怀念过去。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改革、九十年代创业的所谓“92派”，我们在这一篇儿里有地位，等到互联网时代其实已没我们什么事了。我们只有去做慈善、公益、环保了。你如果能跟上“小时代”还能跟着混几篇，但最终还是得翻篇儿。

《新周刊》：八十年代你在干吗？

冯仑：我刚到中央党校时才22岁。老家伙们就说我没理想，说我们怀疑一切，忘记革命传统。我说心里话，我凭什么要记住你们的传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我按你们要求吃饭、拉屎、放屁，那社会有进步吗？我不是继承但可以发扬你们的传统。

我一去大澡堂往那儿一站，你们肉都松了，我还紧着，这就是年轻呀。现在我评判年轻人，我也想，如果到大澡堂一站，人家兴许也这么看我呢。所以你只有歌颂生命、迎接未来吧。

我现在是万通领头人，小里说有50万人跟我有关系，大里说有100万人跟我有关系。我得把这些人的事打点好，这是我的“小时代”。我赞同王石一句话，照顾好员工和股东是企业家的本分，如果你去干别的得先辞去董事长这个职位，否则你就把员工和股东绑架到个人的兴趣上去了。

所以“守本分，有期待”是我当下的定位，对“大时代”有所期待，但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小时代”。

《新周刊》：八十年代难道没留下点什么？

冯仑：过去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看应该叫“匹夫兴亡，天下有责”。中国有13亿人，13亿匹夫就有13个“天下”，怎么整？到台湾我算是把这事想明白了。蒋介石、毛泽东的纪念堂两边都写着大词汇，都以“天下”为已任，关键这个“已”、这个“责”两人理解不一样。两人不坐下来谈，又没第三方仲裁，于是兵戎相见，一打二十多年。所以“匹夫兴亡，天下有责”，我过得好不好，谁管“天下”谁负责去，“天下”得以我为己任，党中央、国务院得以人民为已任。我就过好我的“小时代”。

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做公共决策的人，你得知道我的需求，因为我是客户呀。你不能把你的需求强加给我呀。

Q：八十年代人，无论是个体户、企业家还是官员，不是都敢想敢干吗？现在好像没这个劲头了。

冯仑：现在人不敢想敢干？我都敢建一“立体城市”了，一平方公里600万平方米的建筑，还不敢想敢干！八十年代你敢上珠峰吗？现在多少人上去了；八十年代说要改造世界，敢去伊拉克吗？我们一行人就去了；你那时敢徒步走100多公里吗？我们现在戈壁滩都走了……我们现在比那会儿胆大多了！钱壮怂人胆嘛，加上经验和社会资源，什么事都敢干。你看马云，天网和地网，想得多大呀。

每人都操心自己的“小时代”，唱好自己的“独唱团”，“大时代”的变革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