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先诚与彭薇，一个是新国画一代的晚辈，一个是国画新思维的先锋；一个擅没骨点染画山水花鸟鞍马人物，一个喜在新媒材上戏仿古画；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女儿。

2011年年底，彭先诚在北京画院举办个展“诚者灵”，首次展出了他30余年的经典画作；彭薇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个展“脱壳”，传展出她十年来在传统国画中的新尝试。

彭先诚：半个“出家人”

彭先诚年近七十，是四川省诗书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擅长没骨点染破墨法，以古诗词或传统题材入画，早期以唐代仕女闻名，后来以山水花鸟、鞍马人物为主。潜心中国画创作数十年，这次却是他平生第一次举办个展，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版画册《彭先诚画集》。

“我性格内向，独自画画，最享受与宣纸肉搏的过程，大有解衣滂沱之势，处处着眼于笔端的八面来锋，与西方的表现主义绘画神交，因为我不是为了表现给别人看，而是全身心享受绘画的快感。”

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认为彭先诚的画是“寂寞之道带来的惊喜”。陈丹青则说，彭先诚是“新国画一代的晚辈，却是后文革水墨画手中较为年长的一位。出于谦逊的秉性，他不赶时髦，不走极端，仍以新国画一辈的笔墨资源为起点。其图式、笔路、用墨、用水，反射百年新国画几位重要前辈的影响：齐白石的丰腴与天趣、林风眠的墨彩与灵逸、李可染的浓重与密实、傅抱石的恣肆疏狂、潘天寿的跋扈而清新都在先诚先生那里演成一种快意的戏仿、奇异的综合；稍后者，如黄胄、周思聪、石齐等共和国水墨新秀的画意，也为他时所引鉴，入于画中。而这其中，又是七分承续、三分悖逆，悖逆的一面，其实是古典资源的返顾，也是个人资质的释放”。

彭先诚说：“画家应是半个出家人，不为形役，不为世扰，除了我那两平方米的案桌，除了每天面对素白的宣纸，我别无所求。”

“他对绘画得了一种‘病’，一种痴症。”彭薇说起父亲的绘画，心底叹服，“席勒把艺术家分为伤感和朴素两种：伤感型的艺术家企求在艺术中获得拯救，朴素型的艺术家则用自然的方式创作。也许从小家学影响，我和父亲绝对都属于后者。”

对于女儿彭薇“越走越远”的国画之路，彭先诚说：“绘画的机缘是作者和材料间的种种交感和交流，有很大的偶然性。胸有成竹不见得能够驾驭宣纸，还要懂得随机应变，这是水、墨、宣纸、用色等等多年实践积累而来的默契。创新、探索都不怕，但要记得古人的话：撑上水船，不离故处。”

彭薇：国画“自由行”

彭薇自幼随父学画，大学美术专业毕业后，因深造和求职停笔数年，直到2001重拾画笔。“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一定是上天安排好的。我知道我迟早会像父亲一样成为画画的人。”

她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回顾展“脱壳”，展出了“锦衣”、“绣履”、“衣钵”、“画皮”、“遗石”、“脱壳”几个系列共109件作品。有评论家探讨：这些实验性的尝试，到底是让国画走上当代，还是让当代回归传统？

彭薇说：“我其实就是一个画画的，不管是画在纸上、鞋内，还是雕塑上，对我来说都是画画。我不仅不愿意被说成是传统的，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当代的。在我看来，真正的当代艺术是开放给各种经验，平面绘画如果你讲述的是别人没讲述过的经验，而且是非常真诚的表达，也可以是非常当代的东西，绝对不是某种形式上的当代艺术。”

陈丹青对她的评价颇为到位：“彭薇的‘绣履’、‘锦衣’系列原已兼具中国画的古典雅趣和后现代的符号性简洁，但毕竟为国画类别所囿限。后期的新作已经一举逸出传统范式，‘国画’性质在物质化陌生化的过程中被彻底篡改，而国画的神韵竟不曾丝毫丧失。它们理论上当然属于雕塑作品，观念上具有暧昧的装置意识，事实上作者仍在宣纸上画画，效果上，则绘画的观赏此时取决于一尊雕塑，又在雕塑的三维空间中与绘画欣然相遇。”

彭薇承认，这正是她内心追求的境界。“我特别不想丢掉传统，很看重技术的地位，好作品是要靠技术表达的，而且很多时候技术决定你的想法。”

如今很多人乐于谈艺术，却羞于谈技术，欣于谈创新，却疲于谈传统。彭薇的国画探索可以称得上一种思维的创新，而父亲彭先诚的观点让她始终保持清醒，“我爸走的传统的路子，但他对创新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创新是需要先继承，没有继承的能力，创新无从谈起。我非常认同。我不想说我在创新，但这些尝试让我高兴的是：我可能让国画更自由了，表达和呈现方式都更自由”。

彭薇的作品不是憋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像瞬间“打通”而成。彭薇最新的系列“脱壳”（绢鞋春宫图），便是又一次因材料而生的灵感打通，她的创作理由单纯到只是“因为好看”、“我想表现美”。

“春宫画是特别传统的绘画，很多名画家如仇英、文徵明都画过。我一直想把传统春宫再用一遍，一直没找到更好的形式。偶然发现了绢鞋，鞋的遮挡有私密性，会让春宫画更有意思。但我想说的不是性，而是关于美和爱。如安迪·沃霍尔所说，美与美有关，性与性有关。我想的都是技术问题。当然戏仿本身，也是一件好玩的事。”

对于因“表现美”而释放出的女性特质，彭薇说：“因为我是女性，才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但创作时都是自然流露，与其说女性身份赋予我作品某种意义，不如说我的作品赋予我某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