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沉重的肉身》，这是矛盾的刘小枫为矛盾的读者所写的一部矛盾之作。

读这本书，必须先破题。什么叫沉重？沉重就是生命的充实，就是生活的负担，就是贴近大地的蛇行。很多人不懂得，快乐的不一定是美好的。有人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有人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十分美好。说到肉身，我们容易想到女人。对于女人，所有的男人都希望兼有轻逸的快乐和沉重的美好。有条短信说到“男人的基本配置”：身边站个好看的；怀里搂个犯贱的；外出带个智慧的；家里待个做饭的；远方有个思念的；梦里藏个初恋的；偶尔来个浪漫的；老了混个保健的。——把男人的贪婪心态表露无遗。

即便从“男人的基本配置”看，灵魂也很难被逐出爱情的领地。张爱玲认为自己是懂得男人的，她说：“男子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就是说，哪怕是自欺欺人，也需要灵魂的在场。所以，轻与沉的关系，就同灵与肉的关系搅在了一起。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是昆德拉笔下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肉身已不再沉重，是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的噩运。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寻不到栖身处。

至此，刘小枫都还讲得不错。接下来，他出现了双重的矛盾。他承认，现代性有其好处，至少打破了“媚俗作态”——传统道德中那些对一切崇高的、美好的生命感觉的赞美。他直言不讳：“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自由伦理的品质之一，至于这品质是否高贵，就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没有感动，又何来这本书？又何必谈论什么伦理学？因为伦理学不是别的，就是要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一方面，懂得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此之谓“不媚俗”；另一方面，无可救药地为生活中的细微经纬而感动。这是刘小枫没有意识到的自己的矛盾之处。第二个矛盾事关人的性情。在刘小枫的叙述中，一方面，个体人的性情最不可靠；另一方面，真正牢靠的亲情基础是个人的性情。按照他的定义，每个人的性情都是一个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它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只能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

刘小枫用个体人的性情解释现代婚姻的不稳定。传统的婚姻是由神性或天意的绳索系起来的，不是个人能够单独决定的；而现代人崇尚的婚姻自由，把天意的绳索变成了人意的绳索，这人意就是个体人的性情——所谓两情相悦。然而，人意是不能够确定的，有句诗说“从来天意高难测”，其实人意更难测。万勿理解错误，这里说的不是人的性情易变，因此不可靠；而是说，个体性情极具差异，缔结以性情为基础的婚姻，几乎像在沙滩上写生，除非两个人运气好，碰巧性情相合。

统一这个矛盾的东西，只能是相契性情的相逢之难。非要谈爱情的话，我们只能说，人们只可能在生活中偶然撞见爱情——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终身撞不到爱情。如果找婚姻，是容易找到的。如果找的是以性情相契为基础的婚姻，那比登天还难，因为世界上相契的个人性情可能不少，但这些性情不会相逢。“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哪怕一模一样的）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无论是上帝还是天神都没有、也无力安排两个性情相契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生命时间单位和地域空间。

回到第一个矛盾：我们该相信美好的爱情吗？老天何时许诺过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或许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那只是我们的臆想？接下去我们就会走向佛教和道教，像侯方域和李香君经过那一场炽热的、令人窒息的爱之后，却被道士一句话点化一样。《桃花扇》的结局处，侯、李的双双入道势所必然。但人会甘心吗？人会变得cynical吗？与其变成佛教徒和道士，不如效法新教徒。他们的祖师爷马丁·路德·金说：即便这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然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