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3日下午，生活方式研究院2011生活方式论坛在南京举行。

论坛由生活方式研究院和伊利金典有机奶联合主办、《新周刊》杂志社和《香格里拉BestLife》杂志社承办。生活方式研究院由《新周刊》杂志与北京大学联合创立，专注于研究当代中国生活方式演进。

论坛上，众多文化名流就有机食品、休闲以及优质生活等话题发表演讲并展开深入讨论。北京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演讲《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著名电视制作人邓康延演讲《民国老课本》、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驻亚洲代表、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领域的权威专家周泽江演讲《为有机食品正名》、香港文化人马家辉演讲《城市人为什么不快乐》、日本旅华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演讲《日本经验谈食品安全》、2011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生活家得主梁冬演讲《2012》。

与会者二百余人，精彩处掌声雷动。

徐文兵：生活在“贵生”

著名中医师、北京厚朴中医学堂堂主

道家对待生命态度是什么？贵生。生命是这辈子最可贵的，是不能拿其他任何东西来交换的。与之相反的是，有很多人争名夺利，追逐权势荣耀。道家的思想让我们舍弃所有名利，现代人的价值观是跟道家的思想违背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第一？财第一，生命第二。有人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用现在的话，没有生命，那些都是浮云。我把所有损害自己身心健康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称之为犯贱。反之，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的心灵需求，并且用后天的意识去做一些事情，去满足这些需要，那才叫贵生。

贵生，首先要养心。现在到处养生热，大家整天都想吃点什么有营养的。其实比起吃什么，怎么吃更重要。在不同的情绪下，可能转化不成你身体里所需要的营养。以前一个口号，叫更高更快更强。更高就是血压高、血脂高，更快就是猝死，强的发音叫僵，更强最后把自己的肌肉搞僵了，你看死的人身体都是僵的。想想那些口号，我们活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我们是不是要换一条道路走？我劝很多人，最好11点钟睡觉，早一点起来。他说不行，晚上写作有快感。我说你那个快感叫置之死地而后快，那种快感就是离死不远了。还有人说，他手机得24小时开机，老板叫他他不能不到。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等于一直过着一种低贱的生活。如果说，到了这个点上有合同要签，我们不签，我关了手机，关了微博，关了灯，睡觉，那就符合道家的贵。

贵有三个含义。第一是贵生。你仔细想想你这一辈子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犯二，把生命放第一位。第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要了解内心，你要是苍蝇就不要想变成蝴蝶，你能决定的是你在厕所飞还是在厨房飞，这是你能改变的，在厨房飞呢，好吃好喝有可能被拍死，在厕所飞呢，安全一点。你要为你的选择买单，要了解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第三是贵和。什么叫和？和的前提是不同，就是跟观念、行为方式、艺术都不一样的人相处。人要有弹性，这样大家都乐于跟你相处，如果走到哪儿都树敌，也和不了。我祝愿大家都做贵人，别犯贱。

邓康延：民国老课本传承了我们的生活

《凤凰周刊》前主编、著名纪录片制作人

2008年，我得到了几本民国的老课本，没想到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有这样一篇课文，两只牛吃草，三只羊也吃草。有一只羊它不吃草，却看着花儿。当时我想，这不只是一个叙事，里边还有哲学——那只羊在思考生命的终极问题。

民国老课本的差别不只是语言上，还有意境。这60年我们反复背“社论”、“最高指示”，开会的提纲所裹挟着我们的语言已经恶化。民国最简单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我们的母语，既熟悉又陌生。全部是叙事，没有任何的抒情，就是我们能在唐诗里看到的“游子身上衣”的意境。那种民国的气场，从唐宋元明清一点点演变过来的，突然在这60年给隔断了，我们再回不去了。

周泽江：看似高尚的生活未必有机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驻亚洲代表

你以为你有了钱，东西贵了，生活方式就好了吗？不一定。我的体重是160斤，我以前的外号叫芦柴棒，又高又瘦。我们看到包身工的文章里写，说包身工没东西吃，只能天天吃黄豆，我都眼红啊。我说他们都有黄豆吃，但是1963年男的吃一顿三丁饭，把肉丁、豆腐干、茭白放在一起跟饭煮，三分钱一碗。一下子我吃过七碗，后来都拉肚子。

那时候是希望农产品产量高一点，于是引进各种农药的时候，都说是绿色革命，农业有救了。但我们现在有那么多人得癌症，我觉得跟农药尤其是氮肥的普遍使用很有关系。现在人们有钱了，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房子有了，不用大，不想换，汽车也用不上，衣服穿成这样就很满意了，也不抽烟不喝酒，那什么是健康的质量呢？现在我们提倡有机的、低碳的、环保、简洁的、高尚的、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生活。国际上每年都有一个慢餐大会，在意大利举行。把很多世界名人请过去，连查尔斯王子都去，为的就是慢一点吃那顿饭。

世界上还有有机的宾馆，连它的草地都是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的，还有有机的高尔夫球场，这个才是比较高档的生活。目前很多看似高档的高尔夫球场，实际上那个草地刚刚才打过农药，在那里打高尔夫球，未必是个高尚的生活，至少空气质量不一定高。

马家辉：城市人为什么不快乐？

香港著名文化人

港剧里有一个经典对白，当有人回家了，妈妈总是说：你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这是非常真实的场景，我从小到大跟一群女人住在一起——我外婆、我妈妈、我姐姐、我妹妹，我平均每天听五六遍“你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最近这两年香港流行什么呢？“我不开心”，我不快乐了，好像快乐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最高要求标准一样。

在农村，我们很少听人说他不快乐，快乐不快乐好像只是城市人的特定问题。在城市里，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生活，报纸和电视上都会告诉你怎么样才会快乐——要去消费、买东西。美国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不快乐恐惧症。我们城市人总是担心自己不快乐，要去追求快乐。

那么，不快乐的根源是什么呢。会有一个声音很大很深入很沉闷地讲——危机，所谓的风险。风险可以全球化，你的种种风险——不管食物的污染，环境的污染，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等等，各种危机，都很容易让你感觉不快乐。而且，每天的种种商品广告，在所谓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的运作下，不断地告诉你说，其实你是不快乐，你却不知道自己不快乐而已。你看看，你的大腿比别人粗了一公分，你多惨啊；还有你的腰啊，你腰的肉比别人多了两公分，多可怕！如何解决这些不快乐？另一个声音告诉你，消费。

诸位怎么解决不快乐？我们看到关于内地食物安全的新闻都会很怕，我的很多朋友到内地非常担心。可是我很放心，我跟很多朋友说，我在内地旅行或者工作，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地沟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让自己快乐。我每次到一个餐馆，我都问：老板你们有没有用地沟油？他们都说：没有，没有。我就很开心。我有时还会问他们：有没有加味精？他们也说：没有。这是我在内地行走的办法，所以我很快乐。

加藤嘉一：生活方式是最大的政治

日本旅华著名专栏作家

我在日本18年，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担心过食物是否安全。我家三代都是农民，从小我在家就认识食品安全，我对农业化肥很清楚。我的父母很严格，他们说吃饭要八成饱，如果你超过八成就不健康。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不，这个叫思想，就是不，这样就是不好，没法反驳。

日本的老百姓，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家庭主妇们对食品安全性是非常、非常敏感的。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初，中日两国发生了一个毒饺子事件，河北一个公司生产的饺子出口到日本，日本老百姓吃了以后呕吐。家庭主妇们要求政府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妥协，后来这个问题闹了两年，我们的外交部长始终施加了压力。在食品卫生这些问题上，如果政府不作为，那这个政府一定会垮的，因为这涉及到老百姓核心利益，与生活有关。

比如说日本的牛奶违法销售，媒体肯定会大量地揭露，这公司肯定没戏，日本人的性格是很挑剔的。这一点上，中国人要以日为鉴。劳动者和消费者应该拥有当事者意识，不要对三聚氰胺和地沟油表现得无所谓。追求生活方式，要在非常开放、自由甚至是民主的环境下，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开诚布公。我今天不是来谈政治的，但是我觉得生活方式是最大的政治，不得不谈。

梁冬：生活不能有指标

生活方式研究院2011优化生活特别贡献奖年度生活家

我曾跟一个朋友谈到，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中国突然出现了大规模国产奶都有三聚氰氨的问题，而进口奶就没有？这个朋友解释说：因为进口奶没有办法限制价格，而国产奶是可以限定不涨价的。在零售价不能涨的同时，上游的成本在涨，奶农在涨、奶在涨、草也在涨。要用很低的价格卖奶，却要用很高的价格收奶，这就是矛盾所在。

我们的指标很清楚，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含量，有了蛋白质含量以后才可以收。按照这个指标，奶农就这样去加三聚氰胺。我们在按照一些很简单的数量化的指标，或者某一些操作指南的要求来办事，这令我们放弃一个事情的本来模样。

从牛顿以后，简单的直线的刚性的工业化的思维开始全面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本来是多元的，是很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但是我们却一直迷恋这种数量指标。中国人从来是反数字的，我们炒菜都是加盐少许，加油少许，但是有人告诉你要加多少克，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操作，没办法商业化，没办法上市，没办法成功。在这个商业社会，任何东西都要科学，都要数字化，都要刚性需求，都要指标化。这种思维开始腐蚀我们中国人弹性的心理，我们本来是一个很模糊的民族，这种模糊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不科学，但它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品位和格局，带来了我们生活美满的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