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胆地派，要成千上万地派。”1977年，邓小平与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座谈时提出要扩大派遣留学，引发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次留学大潮。当时，外派留学生皆为公派，都是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千挑万选的尖子生，专业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龙源国际集团总裁汤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之一。谈起1978年奔赴加拿大留学的经历说：“是否能拿到留学名额，就跟范进中举差不多，当时在中国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

冲击巨大让你顾不上乡愁

1985年，我国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留学人群中涌现了大量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的的自费留学生，但当时签证办理门槛高，程序繁复，费用高昂，走出国门依旧是少数幸运儿的故事。无锡莱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1987年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计算机系毕业，家里没钱支持他出国，“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将他在伯克利大学念博士的学费和生活费全包了。相比之下，像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那样，曾经被拒签两次的年轻人则不在少数。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封闭，西方社会的物质条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对第一代留学生产生了巨大冲击。现任中科院院士柳百成，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过两年。当时，他还没见过计算机，看到美国一个三年级小学生都能拥有一台苹果电脑，十分震惊。留美作家查建英说，“你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给你提供了很多看问题的新鲜视角，你几乎顾不上有思乡的忧愁。”成长于饥荒年代的刘勇品尝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美味”是牛奶，同样在八十年代出国的查建英则是所有美国垃圾食品的热爱者，她狼吞虎咽地吃那些油炸的东西，每次购买桶装冰淇淋，都能不歇气地吃一桶。当年穷学生们在国外普遍遭遇经济窘迫，为了养活自己，几乎都在餐厅打过工。《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刷盘子的经历是那代留学生的共同回忆，而徐小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里送外卖。

第一代留学生最明显的感觉的国内外课堂氛围的差异。刘勇记得，一个曾获过两次诺贝尔奖的教授给他们上课，用一种很直观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原本枯燥无比的数学模型。“他的讲课方式和国内老师的讲课方式太不相同了，他的表达能引导学生思考数理的本质，激发人的创新思维。”

留学生的精英出路

八十年代，留学生在外的一大学习难关是语言。刘勇的招数是看新闻，不断地收听同一个新闻议题的不同播报内容，他记得那年的“伊朗事件”，近乎了解了每个新闻细节。查建英则是勇敢地尽可能跟所有人交流，包括和一个给她推销墓地的彪悍黑人做朋友。同样，就像电影《中国合伙人》里的孟晓骏一样，当年留学生在美国也会遭遇“不平等待遇”。按照学校暑期实习计划，刘勇可以去IBM的研发中心实习，却因他来自“共产国家”而没有被批准，当时美国的顶尖科技领域对中国学生仍然有所保留。毕业时，他又再次因为持中国护照，而没有被贝尔实验室聘用。

但是，西方社会的民主价值观教育依旧给那代留学生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刘勇搬进一个美国学生公寓后，近距离地接触了“民主管理”。他记得，公寓里有人提议要买五千美元的按摩蓬蓬头，大家开会投票表决。“当时国内学生都是被别人管得多，哪有自己管自己的。”

刘勇在美国所学的专业是“磁性记忆材料”，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几乎是空白，而在美国却已经有不少相关的研发企业。由于成绩优秀，刘勇很快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年薪六万美元的工作。在他的记忆里，他所认识的那拨留学生没有人选择回国，都在国外奋斗成了精英阶层。而那些选择回国的八十年代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回国后迅速进入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国有企业就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80%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５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有留学经历。在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在华跨国公司均有当年海归精英参与管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大部分都由海归精英创办和管理。而在政界也不乏万钢、陈竺等一批海归高层官员。

走下神坛的新世纪留学生

根据《2012留学报告》，出国留学人数再创新高，逼近40万人。这一时期出国留学没有选拔标准，甚至连学费和语言的门槛都一降再降，奋发图强者可以留学，家财万贯者可以留学，于是留学生这个群体成了三教九流的大杂烩。留学生走下神坛，网上到处是“海归已死”、“垃圾留学生”的讽刺标签。

留学生的低龄化已经成了新世纪留学潮的显著特征。早年，新东方的“学员”是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后来逐渐演变成以本科生为主，现在的学员构成则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各占一半。

跟出国读博士的研究生不同，如今出国去读本科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自费的，以美国为例，四年下来没有100万家底肯定兜不住。这些低龄留学生，很大一部分要么是“富二代”，要么是“官二代”，他们比当地年轻人还有钱。来自纽约州雪城大学的研究生吴小明描述说；“走在雪城的路上，如果听到路虎、凯宴之类豪车的轰轰引擎声，回过头看，车主十有八九都是中国留学生。虽然雪城诸如香奈儿、古琦等名牌店并不多，但一走进去看，里面的顾客也多半是中国留学生。”

“有一些学生就是瞎混的。”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念本科的郜艺，认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富二代女孩，女孩从不去上课，整天趴在电脑面前跟国内的男朋友视频，过着日夜颠倒的日子。最终，睡过了没去考试被学校pass掉了，不过Ａ不在乎。而郜艺的自家表妹自小成绩不大好，家里人为给她一条出路就直接送她到加拿大读高中，如今表妹和两位中国女生住在一栋豪华住宅里，人手一辆宝马和一只狗。

“家里有钱跟学习是否努力是两回事。” 吴小明说。郜艺也知道不少“二代”们能玩票也能吃苦。跟她很熟的一个男生是学工业工程的，后来转去念经济学，原因是文凭比较好拿，好让他腾出时间一大早去图书馆看书，旁听历史、哲学等等他感兴趣的人文学科，每周还能找一些博学多才的教授聊天。好几年都不会换一件衣服的他，会花五千美元买一辆自行车，却对豪车没有丝毫兴趣。

雪城大学留学生阿峰的室友也是个有理想的“富二代”。家里做房地产，有着几亿资产。女孩从北大毕业后到雪城大学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专业，她不打算回家继承企业，一心希望从事NGO类的工作。

新时代“沉默的大多数”

如今中国人有钱了，大多留学生再也不用到餐馆打工，解决艰难的生存问题，但跟三十年前的留学生一样，他们在异国同样面临着文化融入的困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小明发现拥有财富不能为留学生赢得真正的尊重，美国人认可、在乎的还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他们欣赏的不是有钱的‘大神’，而是学术上的‘大神’。”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学生日益增多，国人自我抱团现象更加严重。不少留学生远渡重洋后，发现同教室的“新”同学竟然是自己的初高中同学，他们习惯和“老乡”一起吃住，缺少跟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久而久之，因为语言习惯和文化习惯的隔阂，他们只能每天混迹于中国人的圈子，基本上躲避主动和老师交流，中国留学生成为课堂上“沉默的大多数”。

此外，中国学生的聚会方式也跟国外学生大相径庭，这也是他们与西方留学生有隔阂的原因之一。在网上有一张广泛流传的照片——在一场假面舞会上，中国学生多数挤在舞池一旁，尴尬而不自然地望着舞池中央玩得很high的西方孩子。“中国人的社交方式还是习惯大家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留学生钟智超说。

跟三十年前的刘勇们不一样，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有更多的就业好机会，不少留学生都更愿意回国工作，而非抱着改变命运的心态出国读书。而那些试图留在国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因为最近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自身语言障碍和身份问题，找工作不尽人意，大多也只得回国就业。

据《2012年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统计表明，2012年有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预计2013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数量增长比例将维持在20%左右。可惜，如今回国的留学生们不再是大家心目中的精英人才。在很多企业家看来，海归学生的最大优点仅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而已，在专业学识、创业能力上，他们与国内一些顶尖的高校毕业生相比并没有竞争优势。

调查显示，在就业市场上，同时拥有量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和一年以上正式工作经历的海归最受国内企业欢迎。正因如此，部分有职业规划的留学生毕业后还是费尽心思在留学地找工作。“这边的企业水平还是比国内高。”学工科的钟智超考虑在德国读博或工作，他算了一下，留德的薪资在扣除40%的税后，并不算高。但是在这里却能学到德国大企业的先进技术、了解成熟的公司文化。吴小明赞同这点：“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学点真材实料，回国做什么都不容易。”

当然，三十年来留学生世界的最大变化是，如今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学后留在国外，并不是试图成为社会的栋梁、精英，而是只想轻松、舒服地过小日子。“美国的工资收入比国内高几倍，但好车好房的费用却没有国内那么昂贵，而且这里崇尚轻松的生活方式，没有拼搏的压力。”阿峰说。跟现在的国内比，优良有保障的生态环境也成了国外生活的优势之一。钟智超感慨道：“这里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