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副总设计师”田雪原曾在《大国之难》一书中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口增长情况：“五十年代初期，我国人口年平均增加数量为1000多万。七十年代初期，上升至2000多万。”七十年代初期有此说法：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已严重失调，人口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田雪原对当时情况的判断是：“人口真的到了不控制不行的地步。”

但在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梁中堂看来，人口向来跟“问题”二字挂不上钩：“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人口数量没有必然的关系。七十年代，中国人口总数在9亿左右。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生活却是那时无法想象的好。”

生育率的大幅下降，造成了一种错觉：“只要我们控制更紧，生育水平就能降得更快。”

为什么中国会在六七十年代出现人口的急速增长？国家计生委技术信息中心主任解振宁认为与当时的战后背景有关：“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婴儿潮。中国战争结束得晚，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补偿性生育也来得晚。到1963年，一年中国就出生了将近3000万个孩子。‘文革’前，政府已有意提倡计划生育，但‘文革’时期社会呈现无政府状态，计划生育无法实施。”“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甚至是崩溃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人口的快速增长就变成了问题。

梁中堂在《试论“一封信”在“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文中梳理了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线：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中有“晚、稀、少”提法；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在三年以上”的提法；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着重点很快转移到“鼓励生一胎”上，不分城乡地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出台，在政府的提倡和鼓励下，生育率开始大幅下降。“七十年代初，每对夫妇能生育6个孩子，农村更高。到1979年，一下就降到2.8个。”在解振宁的记忆中，周恩来总理当时倡导的是“一个太少，三个太多，两个正好”，并非后来执行的“一胎制”。而生育率的大幅下降，造成了一种错觉：“‘文革’时有一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这变成了计划生育一抓就灵。所以当时就有一个错觉，只要我们控制更紧，生育水平就能降得更快。”

第一是提高GDP总量，第二是人口的增长要尽量少。

从1979年开始，计划生育从政府提倡变为强制执行。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解振宁认为，这是提出了两方面要求：第一是提高GDP总量，第二是人口的增长要尽量少：“自此，人口和计划生育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指标当中。目标定得非常严格，到2000年，人口要控制在12亿以内。1982年中国人口已超过10亿，要在2000年控制在12亿以内，显然很难实现。”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党员团员带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解振宁的记忆中，党只发过两次公开信：“我听说抗战时期发过一封，号召全民抗日。和平时期，为计划生育发公开信，也算是煞费苦心。当时‘文革’刚结束，党员、团员的带头作用比中央决定还要重要。”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各个省相应成立计生委，省、地、市、县、乡管理网络建立。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由此，计划生育上升成为政府行为。1984年出台的7号文件，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问题，要规定适当的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1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

解振宁认为，7号文件的出台，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基本无法实现：“当时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土地分到户最需要的就是劳动力。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是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维。”因为7号文件允许农村“女儿户”生二胎，所以被叫做“一孩半政策”：“这个政策一出，生育率反弹，出现小高峰。这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很强的刺激：本想开小口堵大口，结果小口开了大口也没堵上。”现在很多人反对生育政策调整，就是因为经历或者听说了1984年的教训。但解振宁并不认为历史会重演：“现在调整政策，跟1984年没法比。现在的网络健全、控制能力强，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比过去弱得多。”

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完全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力度越来越大：“一环二扎原来只是一个经验，把这个经验全国推广之后，就变成了一刀切，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适合不适合，全部一胎上环二胎结扎。”解振宁看到，此时期的计生工作简单粗暴，出现很多干群矛盾：“这是八十年代后期才有的，七十年代只是宣传教育，发放避孕药具，相对宽松。”

改革开放后，各大高校恢复人口学，在二十多个院校成立人口研究机构，并得到国际援助，送出去一批学者到十几个国家留学，解振宁就是其中之一：“这一趟对于中国人口研究学影响很大。人口有自身增长的规律，人口问题也与其他社会因素有更多层面的关联。过去我们对这些的认识都不够。在此之前都是一些研究经济和统计的人来研究人口。八十年代初期推行的一孩政策，也是计算机、系统论的人通过计算得来的。”

1985年，这批学者陆续回国，其中就有现任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北大教授郭志刚。他们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研究，以及目前的改革，都发挥了作用：“1988年彭珮云从教委来到计生委后，一批老专家也从教委调到计生委，加上一批归国专家，所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改目标，将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修改为13亿以内。”在解振宁看来，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完全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已有18个省取消二孩间隔政策，让育龄妇女有选择避孕方法的权利，并禁止大月份引产。”

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时，初步定下了30年的执行时间，“只执行一代人”。解振宁承认，这30年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孩子生得少，必然造成老龄化。过去孩子占30%—40%，现在降到20%以下。另外，从1985年起，个别省份比如浙江、安徽，性别结构比就不对称。八十年代中期，男孩与女孩的性别比超过正常值，为108。2005年达到最高值：120以上。”

但梁中堂认为人口增长过程是自然客观的，主观存在的政策对它总的趋势不可能造成影响。“绝大多数该生的，依然生了下来。这个政策，只不过人为地形成社会的摩擦和内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