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出身的美国社会评论家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在他的论著《老钱：富人的精神起源》中，通过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和众多显赫家族的史事轶闻的叙述，阐释了“老钱”来自祖先财富的传递和积累，“新钱”来自市井商人追求自利、奋斗的结果，并认为拥有“新钱”者被视作财富新贵，而拥有“老钱”者才可成为上层阶级。

像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家族拥有的就是“老钱”，而被蔑称为“暴发户”的新兴企业家、知名运动员等新富阶层，则被划入到“新钱”行列。排名靠前的寄宿学校、众多的城市标志、帆船协会、大学俱乐部等，均是老钱概念的载体，老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传统、尊贵、政治势力、早期成功企业家的传世网络，更在公益慈善领域，担当社会责任上，显得更加从容淡定，游刃有余。

从某种程度上看，西方的富人们确实有着更积极更成熟的社会担当，这种利人悦己的担当，早已形成了一种公认的传统，一种发自内心的习惯，一种自然而然无需争辩的应有之举，像静水深流一般，已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在西欧，文艺复兴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欧洲诞生了众多富可敌国的大家族、大财团，他们一方面受益于日益完善的私人产权制度、财富的管理制度以及稳定的经济社会制度，巨额财富得以扩容和传承，另一方面又积极回馈社会，各类公益基金为社会持续贡献正能量。

即便是从新教徒和冒险者发端而来的美国，建国短短两百多年，涌现出来的无数富人家族也都在自觉地用高额的纳税、大笔的慈善捐赠、平和收敛的低调生活，塑造着一个尽可能公平的社会环境。

但是，西方的富人们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群“好富人”、“好榜样”，他们在财富急剧积累的阶段，骄奢淫逸的程度绝不不亚于当下中国的一些富人，比如在欧洲，曾经有过私人列车，在D字头火车上，哥儿几个专门弄一个车厢，在车厢里头肆意挥霍嚣张。

对富人们来说，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富人，比赚钱更难的是如何花好钱，这是一门自古就有的老学问，却也是现在许多富人需要恶补的一门必修课。

这些欧美富人的公益慈善观，早已经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冲动，他们并不以行善为施舍，而是发乎情，存乎心，不矫揉，不造作，不掺假，不打折，是真正的人性之善。

公益慈善，一直是西方富人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

2006年6月，“股神”沃伦·巴菲特宣布他将捐出全部资产的85%用于慈善事业，合计374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使得这笔捐款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慈善捐款。纵横商场大半辈子的巴菲特后来这样阐释他“裸捐”的原因——对他而言，最宝贵的已非财富，而是时间，能与家人利用这1%的财富获得无价的幸福与快乐，胜过独自享受99%的财产。这是属于沃伦·巴菲特的“慈善承诺”。

巴菲特这笔捐赠巨款的5/6都将投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是一家旨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平等的非盈利性质机构，他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正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2008年7月，当比尔·盖茨正式卸下在微软的实权职务、专注于全球慈善事业时，他才54岁。此后，盖茨挂起了他的高尔夫球杆，他的解释很简单：“玩高尔夫球占用的时间太多了。”

在美国，慈善行为一直为人称道，被认为是有能力者身体力行、强者支持弱者的一件美事。事实上，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兴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国家，慈善机构掌握着约占10%GDP的财富，这其中，富人的捐款理所当然地占了大头。据统计，在美国有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13岁以上人口中的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平均每个家庭捐出年收入的3%至4%。

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慈善事业亦发端于百年前的美国。有着“钢铁大王”之称的卡内基被世人誉为美国慈善事业之父，今天人们敬重的不是他创造出的巨额财富，而是他留给后人的慈善遗产——他认为“拥有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主张富人在伦理、道德上有责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并且身体力行；他捐献了自己几乎全部的财富，成立了卡内基基金会，留下了具有“教父般”影响力的经典之作《财富的福音》。

类似的还有洛克菲勒、塞奇和福特等众多公益基金会的建立，这些希望自己的家族能以“助人家族”的形象名载史册的先富者们，为后世树立起了真正的富人好榜样。

不仅在新富的美国，在积累了数百年财富的西欧，不少富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的也是道德。近代欧洲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推手——梅蒂奇家族，借助对人文艺术、现代科技领域的资助，推动了文艺复兴大潮，使欧洲结束中世纪黑暗，迈向现代化社会；瑞典籍的科学家、发明家诺贝尔，在临去世前留下遗嘱，在他死后把巨额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基金设立诺贝尔奖，以此奖励那些“对人类幸福最具贡献者”；出身于马其顿一个富裕家庭的特蕾莎修女，放弃优裕生活，投身慈善，成为全球穷人的“圣母”……

正如热心慈善的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所说：“我不觉得收养孩子是什么人道主义，因为这并非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馈赠，拥有彼此是我们的幸运。”

老钱阶层不一定都是好人，新钱阶层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举止得体、富有礼貌、品味高雅、道德高尚、奉献社会从来就不是某个阶层的专利，不论贫富，亦不论新老。

“人家都忙着挣钱，没有时间提高素质，所以差了点，穷得只有剩下钱了。”一位网友这样调侃如今的中国富人们，吐槽的正是公众对这一群体“富而不仁”的普遍观感。

“富贵不代表富贵，真正的贵族在西方，他们更有富人应有的担当。”自然而然地，网友们又搬出了他们心中中国富人的“学习榜样”。怎么个担当法？普遍的回答是——除了洁身自好、不事张扬、做好示范之外，还积极投身公益，还富于民，与社会分享巨额财富。而这恰恰又与当今中国富人们层出不穷的炫富闹剧、恃富而骄的丑闻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最新的例证是，深圳富人圈已有人喝人奶了……两相比较之下，似乎高下立判了。

创建了万通集团的中国企业家冯仑曾经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在欧洲，一个有钱的家族300年后还在，而且经过这300年，第一代干的坏事，第二代改一点，第三代改一点，最后都变成社会的道德楷模了。中国基本没到第二代就完了，而第一代人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在道德上又都存在一些问题。

冯仑说，钱的时间长短在气味上也有区别，在欧洲，越老越长的钱越有贵族气，比较稳定，还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而新钱往往比较鲁莽，拿下来很快就要折腾出去。这在部分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BOBO一族代表的新钱不只获得较少尊重，甚至被公开嘲讽——媒体认为他们一边炫耀财富、开豪车和私人飞机，一边虚伪地同情穷人、支持节能环保。

如今的中国，几乎难觅老钱的影踪。“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宿命和改革开放的短短时间，并没有积累下底蕴深厚、低调平和的老钱群体。如今中国的富人群体虽难以有专门的组织，但相对构成简单，他们以工商业主，金融、股市投资人和明星群体为主，数代世袭继承者寥若晨星。

在公众直观朴素的印象中，西方的富人们早已开始了“达则兼济天下”，而中国的某些富人却到处招摇过市，用钱撩拨着世人的神经，甚至炫耀着自己的暴力慈善，无法让人尊重。

为什么西方的富人们赚了钱，做了公益，担当了责任，最后还赢得了尊重，而中国的富人们也赚了钱，却大多远离公益慈善，或者做得不多、不够、不好，甚至给社会普遍留下了“为富不仁”的观感？

不管怎样，富人们早已经有了榜样，剩下来要看的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学习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