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才能算富人？

“他们的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而且多用于投资，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9岁，他们的海外资产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和新加坡；房地产行业、电信科技类和投资领域，是他们致富的主要途径。”

在胡润的研究报告中，他们被以专业术语称为“高净值人士”；在普通百姓眼里，他们便是“中国富人”。他们的人数已达270万。在这个盛产富人的时代，相比中国房价来说，中国富人标准的基数显得保守了。而在最新的《2013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最多10亿美元富豪的国家，高达212人。

扬眉吐气的“新富”们都在做什么？

旅居加拿大的媒体人陶短房曾这样描述：中国富人将财产传给子女，外国富人将大笔财富“裸捐”；中国富人想方设法偷逃税款，外国富人主动上书政府，要求对富人增税，以“共度时艰”；中国富人沉湎于奢侈生活，一掷千金，外国富人则常常生活简朴，热心公益事业；中国富人常常被讥讽为“有消费无品味”的暴发户，而外国富人则志趣高尚涉猎广泛……

一份《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中，数字的惊人程度不亚于富豪榜。去年一年，中国企业家共计306例犯罪案例，涉案总额超万亿，落马的企业负责人或高官多达245名。

为富不仁成为罪恶背后的深处顽结。如《格调》作者保罗·福塞尔所说，界定富人地位的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

财富与权力的异化捆绑，可以为富。

钱怎么来的，钱怎么花的，决定着为富不仁，还是为富而仁。孔子在《论语》里有：“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他主张追求财富，但先决条件是不能不义。

为富与不仁之间，垒起的是心照不宣的制度短板。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要去除财产在政治上的有害影响，唯一的途径就是让权力者无财产，有财产者无权力。关于财富的太多噩梦，都源自财富与权力的异化捆绑。

除去制度的困局，有无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为富不仁的“传统”？

美国加州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保罗·比弗和达切尔·柯尔特纳，通过实验给出答案：为富者易不仁，有它的心理依据。即财富的增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反会降低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心。

他们在繁忙的十字路口观察驾驶者行为，在房间内对富者和不富者进行糖果占有实验，观看两段内容迥异的录像监测心跳：在十字路口，豪华车驾驶者比普通车驾驶者更没有耐心，他们更有可能违规超车，并与行人抢道。在糖果实验现场，财富持有量大者拿走的糖果，要远远多于财富持有量少者，尽管已提前告知参与者剩下的糖果将送给附近的孩子们。在录像室，一段讲述如何制作钢琴的纪录片和一段描述癌症儿童生活的纪录片同时播放，心跳监测显示：收入较低的人群更容易对后者表现出同情心，他们的心跳明显放慢。

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较重，可以不仁。

实验结果被刊登在权威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转载量的频增，加剧了人们的愤懑：财富占有越多，社会阶层越高，预示着不道德的行为越多。

中国的孟子，早就假借书中人的一句话感叹“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也有人站出来给富人们解围：他们只是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比较重。

更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财富能让人拥有更大空间的自由，更大程度地摆脱对他人和外界的依赖——而对他人依赖程度越低，则越少顾及他人感受。

富人本该遗传好传统。卡内基有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全球最著名的两大富人，便是富人俱乐部里最著名的两大“善人”。人们忘不了比尔·盖茨写下轰动一时的遗嘱，除了给3个孩子每人留下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家族住宅外，其余98%的财产，全部留于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当然，人们也很难忘掉三年前，两位传奇人物到访中国时，中国富豪面对可能被“劝捐”的后果而心态复杂，不少人婉拒了那场难能一遇的晚宴。

规范的社会慈善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信仰等，都是“为富而仁”的实践哲学，也是加尔布雷斯笔下“丰裕社会”的必要土壤。

中国富豪们的财富观也该刷新，他们不应该忘了霍布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中的那句话：“在道义上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去赚钱与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