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就说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今天的人们不是仇富，或者不能单纯地说仇富。他们是仇腐，仇不均，仇不公，仇不安。不过，仇富对社会的隐患，渐渐和不公、不均、不安酿成的隐患不相上下，病毒般传染。”原《经济观察报》总编何力说。

冯骥才写过一篇小杂文，就叫《富人区》，讲他在美国，跟朋友去参观洛杉矶富人区，其雅致景象“真如人间天堂”。他问朋友：你们看到富人住这么漂亮的房子，会不会嫉妒？ 答：嫉妒？为什么？他们能住在这儿，说明遇上好机会。如果将来我也遇上好机会，会比他们住得还好！后来到日本，也是参观富人区，“每座房子都像一个首饰盒”，同样的问题问过去，答：不会的。如果一个日本人见到别人比自己强，通常会主动接近，以便把长处学到手，再设法超过他。回到中国，朋友来访，说起南方已有不少国外那种富人区，引人张望。问题抛过去，答：妒忌？何止妒忌，恨不得把那小子宰了！

这是故事，也是现世怪现状。一面镜子，照出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好像生来见不得别人好。

“最关键也是最具隐患的，还是在仇富背后的不公，仇那股妖邪之气。”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

“其实中国人单纯仇富也不至于，对财富又恨又爱还差不多。这里面原因复杂，仇是因为仇自己没富，还是对富人不高兴？对富人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是嫌富人做得不好，还是嫌自己没能跻身其中？仇富本身有不同的维度。当然最关键也是最具隐患的，还是在仇富背后的不公，仇那股妖邪之气。”何力分析说。

何力认为，我们是个人情社会，人这种动物，必须群居，而群居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秩序，就是在一个社会按照什么规则凑到一块。第二是自由，群居的毕竟是一个个个体。两者看似矛盾，却又缺一不可。人们处理二者的相互关系。但很多争取了自由，又打破了秩序的人，恰恰是那些掌握了财富和权力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极易成为不安、不均、不公的隐形肇事者。

前段时间，何力看罢新闻，在网上感慨：为什么会有中国式过马路？是因为素质不高？你能贪污受贿，横冲直撞，花天酒地，我就不能不看信号灯过个马路？病毒会传染，还会变异。

后来，经济学家陈志武读到一本书——《大浪潮：价格革命和历史的节奏》，谈到读后感，认为此书总结人类一千年历史发现：暴力犯罪潮和物价资产价格泡沫总是同步。为什么呢？因为：物价暴涨、资产暴涨使生活难以为继，迫使人去抢去偷，暴力上升；但物质不是凶杀上升的主因，而是因物价暴涨使社会不公感冤枉感急升，更多人才寻找暴力。

这才是何力想表达的真实逻辑：暴力也好，违规也好，所有的诱因都像病毒，来自表象深处的社会不公感。

仇富容易引发导火索，群体情绪的激化，对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一种传染病毒式的隐患。

何力说：“社会形态是一个金字塔。资源肯定是有限的，之所以产生差距，肯定是资源集中了。无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都过度地向少数人集中。权力、金钱、名望、自由度，都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整个社会的公平度在下降。一个社会不断向上的结构，也有相对性。最顶尖和最底层差一百倍和差十倍，社会生态就差很多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东西都错配了。贫富差距的变量，比平均值偏离的太多了，无论从数据，还是从个人的感受上。”

两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撰文，就腐败和仇富发表看法。他认为民营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腐败，而民众厌恶腐败的舆论，如果被利用，则可能出现仇富浪潮。仇富的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的，因为转移了目标。——此语被惊人转载，也引起争议。

何力认为，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可要防止和抑制仇富心理的蔓延及仇富浪潮的形成，则需要依赖制度、法律的健全。仇富最直接的危害，是容易引发导火索，群体情绪的激化，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族群和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一种传染病毒式的隐患。

幸好，一份来自全球权威调查公司的最新调查结果，为中国富人们带来“福音”。英国《经济学人》报道，GlobeScan公司就“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这一问题对23个国家的1.2万名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仇富”状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分别是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仇富”状况最轻的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中国人成了最不仇富的“良民”。

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更多中国人感到舒服，而是大呼意外。但何力还是期许，这样的社会生态和财富观能够真的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