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黑龙江小伙赵德胜写信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爱情是力量的源泉吗？”困惑缘于他和几位朋友的争论：一方认为爱情让人遇到波折时精神振奋，并以“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反封建斗争中互相支持，以及居里夫妇在科学上共同探讨”为例加以说明；另一方则认为爱情给人幸福和愉快，却使人意志消沉，丧失政治上和事业上的进取心而逐步走向平庸和安逸。大家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也让赵德胜百思不得其解，希望有人帮他解开这个疑团。

为赵德胜充当爱情导师的是作家刘心武。刘心武说，自己刚从长白山归来，长白山的天池、秋云和丽日让他悟出一个道理：“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呈现不同的状态；而不同的人们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由于各自不同眼光，也会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印象。”然后，他花三千字阐述辩证的道理：“年轻的朋友，不要幻想仅从爱情中产生事业，也不要害怕爱情会消磨你的事业，而要争取从事业中去获得爱情！”

赵德胜的来信和刘心武的解答一起收入1981年出版的《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一书。出版它的原因之一是，与它同属“青年修养通讯”丛书的《恋爱·婚姻·家庭》在1979年反响热烈，不到两年印数达176万册；而上千封读者来信又反馈了新的问题：爱情是最可贵的幸福吗？怎样看待“以死殉情”的悲剧？“一见钟情”好，还是“长期考验”好？“大网撒、重点抓”的恋爱方式对吗？结了婚可不可以再找情人？生男生女能预先知道吗？……

出版社请来33位导师解答青年们的困惑。除作家刘心武外，还有剧作家苏叔阳、曾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祝庆、《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谢昌逵、曾任《北京青年报》副社长的贺帜生……再找不出如此华丽的阵营，为年轻人的囧爱情释疑。

谁都知道其实他想说“I love you”，但在当时，只能先爱祖国再爱你。

电影《庐山恋》拉开了1980年的序幕。男女主人公扮演者郭凯敏和张瑜被誉为“中国的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电影中，男主人公对着山川一遍遍喊：“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谁都知道其实他想说“I love you”，但在当时，只能先爱祖国再爱你。乍暖还寒的年代，爱情会遭遇更多掣肘：要对付“门当户对”的家庭阻挠，要突破关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要避开“阶级斗争”的政治红线——最后一个现在看来像个笑话，但在当时却是事实。

有的爱情故事与历史擦肩而过，发生剐蹭。1980年8月，“星星第二届绘画展览”上，画家李爽认识了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后者被她的画作吸引。“爱情是无法预谋的，是由天来支配的一种奖惩。爱情若混掺考量和计算，就像泡菜的水不够清澈。”爱情为她带来身心的愉悦，也带来“臭不要脸”的当街指责，甚至牢狱之灾。1981年9月，李爽被捕，遭到传讯的内容包括她参与的星星画会、民间刊物和爱情。“他们每天来提审，首先要求我写一封公开信，自愿断绝与白天祥的关系，并且从未与他产生过任何感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我拒绝了。”1983年7月，在法国艺术届和政界朋友的帮助下，李爽被释放，后来赴法结婚。

有的爱情故事就没有这样幸运，成了爱情事故。一位女青年因为与在逃犯罪分子有性关系被判刑，原因是“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歌手张行唱着《迟到》走红后，过往的三角恋爱被渲染，在未经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被判“流氓罪”入狱3年。另一位和他同样有名且同进了监狱的是迟志强。1982年，24岁的迟志强和一群高干子弟一起跳贴面舞、听《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被判“聚众淫乱罪”，成为“严打”中最著名的案例。

“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感觉，这也是那个时代可爱的地方。”

张瑜收到过很多求爱信，写信的人可能没有很高的收入、社会地位，也不去想是否真能追到、遇到，只是出于喜欢就表达了。“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感觉，这也是那个时代可爱的地方。”《庐山恋》上映33年后，张瑜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回忆。

“那时候社会角色和财富的分配相对公平。”设计师、《洛丽塔》译者于晓丹记得，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标签化的阶层。她1982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外国文学评论》担任编辑，九十年代中期去了美国。“那时候，人的心态有点像九十年代的美国孩子：只要我有一份工作，就会分到房子，就一定能过上想要的日子。现在的人就不会有这种信心，很多人想走捷径。”

“那个年代对这些考虑很少，所以很多随意性的东西会发生。年轻时，不知道身体的底线、精神的底线，很多时候不计后果做很多事情。”——比如，飞蛾扑火的爱情，就像于晓丹在小说《1980的情人》里大量描绘的那样。

刘索拉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女孩喜欢一个诗人，马上什么都给了，可以倒贴，就为了换一首诗。”创作了《梦里水乡》、《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的歌手洛兵，是体会过这种待遇的。1986年，他是被寄予厚望的校园诗人，得过“北大五四文学大奖”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创作一等奖”——“当然，现在也会发生‘一首诗、一首歌就跟你走’的情形，只是现在考虑得更多。”甚至不用等到现在，象牙塔内外的差别他当年就体会到了。1988年，因为“做了很多年轻人不该做的事情”，洛兵从北大退学。“没了闪亮前途，就分手呗。除了一首诗，还是要给人安定的生活。”

将爱情心态的演变归于“物欲”或许失之简单粗暴，但在当年，诗人的确有更大的几率获得爱情。于晓丹有很多诗人朋友，在她看来，诗人总是最会表达的一群人。在感情木讷和词语匮乏的年代，一个女人被很多男诗人喜爱，是很容易发生的事；同样，一个诗人也可能被两个女人爱上。

诗人都梦想有个姐姐，再有位小情人。那时少有人为争名利闹翻，但文人间会为女人大打出手；偶尔也有女人为文人大打出手。诗人，或艺术家，有先天的优势。无论恋爱继续或中止，爱情都能以艺术的名义永恒。比如画家何多苓和诗人翟永明，她给他带来爱情、现代诗，他为她画下忧伤、惶恐、逼视，以及一脸捉摸不透表情的《小翟》。

比“打破封建礼教”更美好的，是爱情的花样百出。

《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中有此一问：“女青年能主动向男青年表示爱情吗？”

比“打破封建礼教”这样的迂迂绕绕回答更美好的，是爱情的花样百出。诗人蓝蓝在《我喜欢你》里这么写：“所以你要温存诗人/轻轻走道/别让我为你过分忧伤/洗衣的时候，一阵小风吹过/我突然捂着脸哭了。”

1984年，王朔的小说还很“纯情”，《空中小姐》中王眉向刚刚从海军退伍的男主人公吐露自己还是13岁小女孩时的心事：“我那年到你们舰上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变成男孩。”“还当我的女孩，但和你长得一样大。”“这办不到。你长我也长。”“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食物也是表达爱情的好方式。那是食物像情感一样匮乏的年代。《空中小姐》中的“我”被王眉领到招待所，感到自己像个少爷：“洗了热水澡，吃掉一大盘烧肉芥蓝菜，把香蕉直捅到嗓子眼才罢休。”《1980的情人》中，视男影星王心刚为“偶像”的姑娘谭力力向心上人正文表达情意的主要手段是“送饭盒”，饭盒里有苹果派、卤鸡蛋、糖醋排骨……如今看来平常的食物，那时却隆重得令正文的室友印象深刻，给她取代号就叫“糖醋排骨”。

2013年7月，出版于1989年的姊妹书《怎样征服魅力少女》、《如何征服英俊少男》突然在微博流传起来，每个转发仿佛都像一根嘲笑的手指：看呐，真傻！

那时的爱情指南说，展现男性的魅力，穿着很重要，比如穿上剪裁得体的T恤衫，大大的西装，戴上时髦的太阳镜；而女性，需要耐心、技巧和含蓄的魅力，最重要是注重自己的外貌，一定不要长上多余的脂肪，多修剪指甲、穿高跟鞋以及——不戴胸罩。

迂腐得令人联想起《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里的问题：结婚还要看属相八字吗？同姓能不能结婚？一个黄花大闺女不能嫁给曾结过婚的人吗？怎样挣脱包办婚姻的锁链？新婚需要哪些性知识？婚后不孕怎么办？……

八十年代裹挟进一股“性解放”的风潮，可这也掩盖不了当时的性知识像食物一样匮乏：男生会为了遗精羞愧到梦魇，女孩子则担心牵手接吻或者在男生待过的池水中会怀孕，甚至不懂得做爱、政治不正确地计较处女膜，在茫然失措中没有主张……

可是你知道：那些浪漫又懵懂的日子，它们永不再来。时间流逝的决绝令那些鲜活热烈的时光比稀缺还稀缺，比宝贵还宝贵，经历过的人要缅怀，没经历过的人会悬想，爱情连同那些一本正经的惶恐和愚昧，都在记忆中罩上一款1980滤镜，像一张斑驳的老照片，一曲守旧的小步舞，一个过时的时代背影，叫人想起时，既忍不住笑，更恨不得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