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有一批流落于民间的“科普杂志”在为大家演示、指导性生活中的各种体位，但是在公共场合亲热还是会被纠察队“纠正”的。

在八十年代，离婚只需要在民政部门盖一个章，但居委会大妈和单位的"马列老太"依旧会奉行“劝合不劝离”的原则，实行各种干预。

在八十年代，剩女已经出现了，她们是念了很多年书的女研究生。矮男人是三等残废，但是如果有房有海外关系照样也会很受欢迎。

在八十年代，房子与爱情的故事，残酷性不亚于现在的丈母娘威逼女婿买房。

八十年代总体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只是现实的问题从来没有消失。

女研究生和没房的矮男人是八十年代“大龄青年”的主力。

高学历女性被“灭绝师太”化从八十年代便开始了。在1984年的《家庭》杂志上，刊出一篇《女研究生谈自身的爱》，文中说三十岁左右的女研究生几乎都没有成家，当时人们对女研究生大都采取畏而敬之、敬而远之的态度。社会上男士挑选结婚对象的普遍要求是“五低”：要求女方地位、能力、文化、年龄、个头都比男方低。

对八十年代的男生来说，身高是一道坎。当时女选男的重要标准就是高度，一米八以下的男人被称为二等残废，一米七以下的男人被称为三等残废。在那个单纯的年代，相亲双方的物质条件也开始放在桌面上比较，条件最好的就是“海陆空”，也就是有海外关系、“文革”之后落（陆）实政策有被退回的财产，退而求其次，要有一套现成的（空）单元房可以结婚。八十年代，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是6.7平方米，而上海人均居住面积连4平方米都不到，对于深受居住环境困扰的中国人来说，房子一直是婚姻关系中一个重要筹码。《绝对隐私》的作者安顿曾经讲过一个未刊出的采访故事：有一个儿子为了在家中腾出一间房结婚，硬逼着老母亲嫁给了一个老头。儿子结婚，先嫁母亲，这是八十年代的房子与爱情的故事，它的残酷性不亚于现在的丈母娘威逼女婿买房。

八十年代总体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有大批爱知识爱文化的文艺女青年投入了穷困诗人、画家的怀抱，很多年后，依然有人会感念这一批文艺女青年的纯粹。但是，当她们中的有些人成为著名艺术家的妻子之后，她们的丈夫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第二春，这一代文艺女青年在中年之后几乎都面临了婚姻破碎的问题。其中最极致的案例也许是诗人谢烨，她惨死于诗人丈夫顾城的斧子之下。

纠察队用强光电筒对准在黑暗中亲昵的恋人，大声喊：“精神文明！精神文明！”

八十年代，婚恋问题也被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经专门举行会议来讨论30岁以上的“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1982年11月中旬，广州成立第一家市青年婚姻介绍所，在这里交上五毛钱，就可以“搞对象”。在1984年举办的婚姻介绍所工作交流会公布了一组数据，当时北京有3.4万30岁至40岁的大龄青年，广州有6万，而天津有6.5万。

一方面国家很重视未婚青年的配对问题，另一方面，管制到处存在。你可以搞对象结婚，但是不能乱搞，公共场合的亲昵行为被视为不端，不时有带着红袖章的纠察队在公园巡逻，他们喜欢用强光电筒对准黑暗中亲昵的恋人，大声喊：“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在上海，住房紧张、没地方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到处被驱赶，没办法只能都集中跑到外滩的一段防汛墙边谈恋爱，从外滩公园到金陵东路，这段1500米长的“情人墙”，常常聚集了上万对情侣，这是一段众志成墙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景，《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做过报道。

政治色彩在个人生活领域不断淡化，八十年代的结婚证上已经没有了毛主席语录了，就连“计划生育，勤俭节约”的口号也没有了，结婚证终于上放了夫妻两人的相片，有那么点个人纪念的意味。2003年，民政部制定《婚姻登记工作行为规范》，全国人民的结婚证上统一放了夫妻合影的照片，同时结婚证上增加了全国统一编号和科技防伪标识，据说有人会通过伪造结婚照来套取住房公积金。

八十年代开始，离婚终于变得容易了。在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之前，中国人离婚要盖五个章，分别得通过保卫科、人事科、街道办等部门同意，各部门、各单位对人私生活的各种控制让很多人一辈子都离不成婚。《新婚姻法》公布之后，离婚只需要在民政部门盖一个章，一度造成了离婚的高潮。1984年，全国有46.5万对夫妻离婚，当时离婚原因中已经有了“性生活”不和谐的提法。据民政部门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离婚总人数已经连续多年递增。2012年共有310余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2012年国人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结婚率增幅。

关于性的演变：从“那件事情”、“流氓罪”、“非法同居”到“重婚罪”。

在电影《庐山恋》中，女主演张瑜不过在男主演郭凯敏脸颊上轻轻啄了一下，便被认为拍了吻戏。性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一个禁忌话题。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中，也只是用“那件事情”来指代。他在信中说：“我从来都不好意思想象和谁做那件事情。我也许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做它。也许不能做到。反正不能乱来的。和不喜欢我的人在一起就更不好意思。”

性幻想是不好意思的事情，“乱来”肯定是不可以的，而“耍流氓”是刑事犯罪。1983年“严打”之下，很多人因为“流氓罪”挨了枪子。西安的家庭舞会组织者马燕秦被判死刑，当时的审判结果是：“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在这场“严打”中，电影明星迟志强因为参加了家庭舞会被举报，牵扯出曾与两名女性发生关系，不仅他被抓，那两名女青年也被判入狱。他后来唱了那首著名的《铁窗泪》，被树立为“浪子回头”的典范。

在特区深圳，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第一批香港货柜司机开始包养二奶，到九十年代中期，形成规模的“二奶村”。随着大陆男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婚外情成为一个社会问题，1997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了重婚罪。治性病广告开始大规模出现在大中城市的电线杆上，以“亚当”、“夏娃”为店名的成人用品店开始出现。曾经“卧底”红灯区做社会学调查的性学家潘绥铭说：“城市男性中25－29岁的人群，47%有多名性伴侣，性伴侣的平均数字为2.7个，其中找过小姐服务的有17%，也就是说大约5个人里有一个是嫖娼的。”

在八十年代，未婚同居生活是非法的，但还是有人开始实践了。李银河在八十年代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人群中只有15%的人有婚前性行为，并且其中多数是准备结婚的伴侣。现在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从九十年代开始，做人流时，医生不再询问婚姻状况。现在，中国每年有1300万人次做人流，其中六成为20——29岁的单身女性，女大学生是重要消费人群，人流小广告上总会有暑期优惠活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