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潜伏着刘家琨建筑的真爱粉。“这充盈着静寂的最高的容器，如此众多生命之后的一个石头的生命。”——智利诗人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的感受，今天被真爱粉们在刘家琨设计的房子中体会到了。

他是人文建筑师，出版过反乌托邦长篇小说《明月构想》，也写得一手好建筑杂文；他是生活建筑师，善用民间美学，在日常劳作中发现手工感；他是理想主义建筑师，研发再生砖，为地震中遇难的平凡女孩修造纪念馆；他是商业建筑师，将水井坊博物馆巧妙放入保护区，用西村为成都增加了一座文创新地标。他是看得见国际的建筑师，是矶崎新的中国向导，也将中国智慧带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他是看得见成都的建筑师，说成都话，用成都方式，为此时此地而建造。

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建筑实验场，欧美、日本建筑师一度领先，中国本土建筑师正躬逢其盛。在中国一线建筑师群体里，刘家琨是最因地制宜、最具同理心的其中一位，他的建筑首先是精神空间、情感空间。当优秀同行们一些迷恋结构，另一些忙于营造系统时，刘家琨最关心的仍然是人，“他考虑的是人的整个感受”（方力钧语）。

2015年9月，西村大院建成试营业，周围居民还以为这是个烂尾楼。等到2017年春天，每天晚饭后有将近5万人涌入大院，80%来自半径5公里以内的社区。附近的住宅楼，楼价一年涨了39%。

“去年夏天，房顶跑道上站了几千人。”刘家琨说，“虽然西村不是一个很高的房子，但是到房顶上走还是有解放感。”

2017年4月，西村大院获得“WA中国建筑奖城市贡献奖”，5月，又获得“远东建筑奖”。上一年，这个项目还入选了第1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主题馆，而刘家琨本人获得了中国建筑传媒奖实践成就大奖入围奖。

从人气和学术两方面来看，西村大院都成功了。

14万平方米、14.5亿元、8年。

西村大院在成都的西2.5环，是贝森集团2800亩土地中的一块绿地，原先是高尔夫练习场+游泳馆+艺术空间，2009年开始，历时8年建成文创基地，共用掉混凝土94833立方、钢材11575吨、砌体6018千匹。

刘家琨为西村设计了一个最大化的内部绿地空间，将建筑绕着最外边做了一个大围合，缠绕着建筑的，是总长1.5公里的连续运动路径。一系列技术性策略，决定了西村成为一个很大的院子，因此也就被命名为大院。

很多人将其联想为社会主义大院，但刘家琨的灵感并非来自那里。“那无非是个等级制度，用一个墙围起来。”西村大院不需要私密性，但需要独立、共享和被看见。

刘家琨放弃装饰建筑外立面，只做基本骨架。实际上他是建立起一套秩序，内容由商家来填充。第一家进去时效果很跳跃，但是当所有的空间都填满之后，建筑就会呈现出生动的肌理。“西村有点像我做了一个书架，放进去的每本书都不同，但放满以后，它们还是在书架的秩序之中。如果秩序足够强大，就可以包容小小的变化，小小的变化积累起来又会变成一种秩序。”

从外面看，西村无非是一个24米高的房子，周边住宅比它高得多，但它真正的场面在里面，周围没有一座建筑的“肚量”能大过它。那1.5公里长的跑道，为晨练者所钟情、摄影者所追捧、酷跑者所赞美。楼上是小清新的文创工作室，楼下泥地上一蓬蓬竹子生机勃勃，而成都人就在竹下摆好桌子打麻将、打火锅。

这是刘家琨20年建筑师生涯的一件里程碑作品。建筑不是一个人描出来的或一群人堆出来的，它要求高效精确的组织，这一点恰恰是最难的。刘家琨说：“在郊外有好的风景，盖一个房子，几乎就是你比较诗意就可以了。而西村有点像社会学，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占用那么多社会资源，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盖起来，不可控的因素很多，包括功能的不确定性。”

对项目甲方贝森集团董事长杜坚来说，西村意味着14万平方米、14.5亿元投资，他当然想充分发挥这块地的商业潜力。“起初我有点担心他的控制力，那么大的体量，又有24米的限高。”

2000年左右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很多建筑师一毕业就做1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而现在不一样了，1万平方米已经是激动人心的项目，像西村这样的规模更是可遇不可求。在西村之前，刘家琨做过数十个项目，没有超过1万平方米的。明星建筑师的理念更清晰，但在大项目中，保持个性很困难。建筑行业最大的成本是沟通成本，建筑师最重要的能力是沟通能力，因为你是花别人的钱，更要处理好建筑背后的复杂关系。

“他看起来很酷、很倔、很牛，但那是一个表象，他对各个领域都有常识性的认识，会根据甲方的诉求在建筑上做出调整。”杜坚说，“刘家琨没有套路，没有原则，这就是他的原则。而且他的修养特别综合，很多建筑师对商业连常识都没有。”

杜坚与刘家琨是20年的好友，在项目敲定前，他们频繁短信往来，讨论西村的造价、理念、业态，沟通了差不多两年。2008年年初，刘家琨去瑞士做项目，杜坚又重新看了他写的小说和建筑方面的杂文，终于下定决心这个项目只能是他来做。“我当时有个关键词，一定要有成都性。刘家琨对川西建筑语言的领悟和解读是第一流的。”

5月15日，“远东建筑奖”的评委来给西村评分。杜坚说：“如果让我给西村打分，我会打两个分：一个是不及格，一个是满分。不及格是以当今中国所谓普遍标准来讲的，过去十几年做了大量商业建筑的汤桦来看过，他说你的商业动线不合理。为什么又可以打满分呢？因为这不是一个商业综合体，它极具创新，再现了真正的市民生活场景，而这是成都消失殆尽的状态。”

他的风格不是样式的，而是方法论的。

“建筑包括两个事，第一就是实用，它跟艺术不同的地方就是要用，用就容纳了别人的生活；另外它还要容纳人的精神生活，我不想把我的房子变成纯粹的美学风格。”刘家琨认为。

开门纳客不到两年，西村大院就成了成都超有人气的地标。

生于1956年的刘家琨是那种没有年龄感的人，体态年轻、发量充足。可能是因为从小打篮球的缘故，他总是步伐轻快，像踩在弹簧上一样。他知道自己笑起来不太迷人，所以尽量面无表情，因而显得有些严肃。但其实刘家琨是一个低调、随和、冷幽默的成都人。他爱旅行，搞过文学创作，艺术家朋友比建筑师朋友多。1984年，他毕业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院；1987年到1989年，被借调到四川省文学院；之后又回到成都市建筑设计院；1999年，他自立门户开办建筑设计事务所，一干就是18年。

刘家琨一半的项目是在四川，跟本地打交道最多。他的第一份委托是为罗中立盖工作室，当时民工粗糙的施工迫使他想出了“低级策略”，这一方法论使他一战成名，成为立足现实中国的代表性建筑师。“精致肯定是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手工感也是成立的。”

四川虽然民工很多，但是工匠都不太行，而刘家琨却经常能在工地学到一些东西。“他们有点不羁，有点大而化之，有时候会想出一些民间的招儿来，我有时候还要学习他们怎么想事情。”他举了一个直接用水管做栏杆的例子，顺着摸上去一看，真有个水龙头在那里。“民间就有那种想事情的直接性，他才不跟你绕，但他带来的美学是有某种解放性的。”

与靠鲜明的形式语言创作的扎哈不同，刘家琨的个人风格不是样式上的。他也用钢筋混凝土、红砖、玻璃等材料，但做法是因地制宜的，这不光是指到哪个地方用哪个地方的材料，还要利用那个地方的性格和标准。“我去陌生地方看，不光是看建筑本体的现场，还要体会那儿的密度和尺度。在新疆蛮可以了的东西，要是换到苏州就觉得太简单了。”

他希望能从自己独有的资源里提炼出独有的形式、语言和用途，做好了再去分享。再生砖就是他的一大创造。他用废墟材料作为骨料，掺入切断的麦秸作纤维，再加入水泥、沙等，由灾区的制砖厂制成轻质砌块。在2009年以后的设计中，刘家琨大量使用再生砖，直到2014年所有再生砖都用完为止。

还有在西村大院广泛使用的大孔砖和多孔砖，其实就是最平常的材料，但是他转了一下，让孔洞朝外，就既可以通风，又可以挂东西，不用钉钉子，而且吸音效果很好。

方力钧说：“我接触的很多建筑师，其实都是人类的敌人。好多建筑师都在做一个壳，刘家琨在做一个整体，他考虑的事情是人的整个感受。”

刘家琨作品中最特别的是胡慧姗纪念馆。这个小小的救灾帐篷式的建筑，是刘家琨自费为一个在“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15岁女孩修建的粉红色空间，曾使很多慕名而去的参观者心灵震动。“虽然它很小，但是在我的设计生涯里仍然是非常深入我自己内心的一件事。我没用手法，就朴素到底。”有朋友建议刘家琨用他发明的再生砖来建这个纪念馆，这个想法被他很艰难地排除掉了。“这是为她做的事，我想尽量把自己剔除掉。我做了那么多年设计，要做到无我也是很艰难的，你会很本能地还要玩点什么，要所有那些都放掉的话，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你无我的时候，就在调动其他的力量了。”

胡慧姗纪念馆如此小，西村大院那么大，有人问刘家琨在两者之间如何转换。他说：“如果你只想表达自己的某种风格，就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如果你把对象的需求看得最重，不管大小都不是问题。”

好设计师必须文理皆通。

刘家琨很勤奋，但他的勤奋不是说盯在那里，而是一直把那个事下意识揣在心里，“我们其实是下不了班的。盯死了弄的时候也多，开连轴会的时候也多。”

他要求事务所的建筑师必须写好项目说明，因为要表达的就是要设计的，条理清晰的文字，对设计的指导性很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你自己脑子里的念头都说不清楚，还想把它表达出来，还要造型，还要建造起来给别人用，怎么可能实现呢？当然我也有文字的本能，做过文学的人看烂文字会受不了，更别说还要签上名拿出去。”

在中国做建筑都是信任委托，话语权是逐年慢慢积累的。总是一个建筑做成了，又会引来其他类似委托。“鹿野苑是旗手，算我的一个成名作，有了它以后别人觉得你还能做出一个有意思的房子。做了东郊音乐公园以后，很多人来找我做工厂的改建。”

但是刘家琨绝对不会因此就把一样的东西到处搬，虽然有些建筑师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辨识性很强，也很成功。“我一定是根据每一个现场来做，没有很强的logo也许在传播上会吃点亏，但也不会被锁定。”

最有戏剧性的是西村，巨大的宣传效应吸引来的不只是新客户，还有那个施工队。“工头那天来掏心掏肺，他说早知道这个房子能走那么远，上了威尼斯双年展，当时就用心一点。他以为是表扬我，结果我听了很生气。”

跑工地，监管施工，是建筑师的日常。刘家琨说：“我觉得工地上有一个幽灵，至少跟我一样勤奋，而且它天天就在现场，我还没住在那儿。所以得尽量找时间去跟它斗一斗。有时候一转身，就会出现匪夷所思的事，这也没办法，中国一切都做得太快了。”

建筑师分两种：一种是盖过房子的，一种是没盖过房子的。刘家琨说，现在房子建成给他带来的乐趣已经没有前些年大了。“以前没盖过房子，盖起来一个房子，哪怕它充满了毛病，乐趣也比较大。现在盖房子盖多了，就会挑剔一些。所以我建完了以后，不是那么爱去转，因为我看见的都是毛病。”

以上就是关于刘家琨的事了。2017年5月的一个傍晚，他坐进扶手椅：“我肯定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因为我做东西的动力就是想做出某种功能、胸怀、感染力。建筑完全是苦活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支持你，为什么要做这么艰难的事？不可料的情况有点多，但有时候，如果没有做差，而做出意外的东西，你也会享受那个差异。”他面前是比床还大的工作台—他说1997年离开成都建筑设计院，就是想要这样一张特别大的工作台。